全球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和而不同"原则

全球化不是单极化、西方化,不是全球资本主义化.全球化不应该磨灭民族文化的差异.文章试图通过论述全球化与多元化的关系,指出全球化与多元化进程中"文化霸权主义"的危险,阐述中国的"和而不同"原则在全球趋势下的多元文化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美国文化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通过这两个民族文化的历程给我们的启示,总结出中国的"和而不同"原则是化解异质文化问冲突的良策.     

“悍马”驶上中国路？

处于不同的环境,政策背景和文化背景之下。腾中重工是不是有能力来整合悍马的资产和资源？这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是断裂还是延续

当今,现代性的观念已被普遍接受,但对后现代性还有争议。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是一种什么关系,是断裂还是延续,存在不同的观点。持"断裂"观点的学者,基本以历史本身存在断裂为依据。持"延续"观点的认为,后现代性中还存在现代性的诸多要素。全球化加速了后现代性。进入21世纪,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研究又有了新的发展,有的学者用流动的现代性替代了后现代性的表述,有的学者提出多元的现代性。这些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是一种延续的观点。     

试论现代化进程中西部民族地区的政治一体化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这一历史性课题已成为当务之急“政治一体化”这一成熟的理论框架为我们分析国内现实的政治问题提供了便利,对于西部民族地区而言,政治一体化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出长远的现实意义。新时期西部民族地区政治一体化面临着多重挑战,提升西部民族地区政治一体化水平,应当考虑从构建和谐的政府间关系、构建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培养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认同情感、构建反对分裂、分离势力的国家应急体制四个方面着手。     

芬兰多元主义族群治理模式之经验

芬兰从最开始的被瑞典殖民,到后期芬兰民族意识的觉醒,再到现在芬兰语族群和瑞典语族群和谐发展,芬兰在斗争和妥协中找出了一条多元主义族群治理模式,本文通过对芬兰多元主义族群治理模式的分析,希望为我国民族政策的发展和完善提供借鉴。     

欧洲政党意识形态极化倾向的原因和影响分析CSSCI

近年来,受经济危机和难民危机的双重影响,欧洲一些极端化的意识形态政党纷纷崛起,并开始影响这一地区的政党格局。欧洲政党意识形态极化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即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获益的不均衡、文化多元主义政策面临的困境以及后工业化时代民众价值追求的变化。欧洲政党意识形态极化必然对欧洲国家政治产生深刻影响。具体而言,这种现象将使欧洲国家主流政党面临信任危机,支持率下降;使欧洲一体化未来发展面临挑战,民众对欧盟的信任和认同弱化;使欧洲国家的政治文化遭到侵蚀,宽容的文化氛围受到影响。欧洲的这股政党意识形态极化思潮除影响欧洲国家以外,也将对中国和中欧关系产生影响。中国需要积极应对,一方面,要积极维护好全球化的正确发展方向,努力推动和谐、共赢、开放、互利的新型全球化;另一方面,要扮演好世界经济发展的积极推动者角色。     

工会调处劳动争议的路径研究

调解劳动争议既是工会组织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平台,又是工会参与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的重要切入点。福建工会在参与劳动争议处理的过程中,着力推动政策法规完善,为工会参与劳动争议调解提供制度保障;着力加强工会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建设,为工会参与劳动争议调解奠定物质基础;着力构建协调联动机制,形成调处劳动争议的合力;着力发挥监督作用和多元调解相互衔接作用,进一步畅通掌握劳动争议的信息渠道,不断健全工会对劳动争议案件的调处机制。     

社区矫正现代化的价值目标与实现路径

社区矫正现代化的基本价值目标是工作主体从"一元化"到"多元化",工作向度从"单向主导"到"多向共享",工作本质从"集权化"到"分权化",工作格局从"政策化"到"法治化",工作目的从"工具化"到"价值化"。因此,通过对社区矫正工作现代化价值取向、工作主体、工作目标、工作特征、工作内容、工作制度等要素的考量,确立"社区本位"理念,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多元合作"的参与主体间的合作共治共享格局,形成法律规则和道德规范相结合的社区矫正教育机制,是社区矫正现代化的必然路径。     

文化视域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若干思考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底色、逻辑、立场与样态,与文化实现着深度融通。文化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底色,能够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多重维度构建,实现向"自由个性"的进阶,铸牢人类共同价值;文化的出场与在场融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之中,是人类文明走向的新判断、人类普遍交往的新纽带、人类文化发展的新征程;文化的扬弃与超越确定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立场,从对抗排斥迈向合作共赢,从资本支配转向人本价值,从二元对立走向多元共生;文化的发展延伸,刻画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样态,呈现共创文化交流互鉴的实践样态、共筑人民美好生活的现实样态、共享开放包容世界的实现样态。     

我国乡村多元治理格局的困境及其破解——基于“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思考

大国治理的关键在于基层和农村。从集中管理到多元共治构成我国乡村治理格局的演变轨迹,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村民成为乡村治理格局的博弈主体。随着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乡村社会出现了新的治理危机:乡镇政府在治理过程中选择"策略主义"的逻辑;乡村自治组织存在"权力上移、事务下移"的行政化倾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治理的趋利性导向;乡村治理资源分配秩序的错位等。突破这些困境的思路在于系统整合现有乡村资源,坚持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将自治法治德治紧密相结合,构建乡村"三治合一"的新型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