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不动产纠纷诉讼管辖之类型化研究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33条第1款及新司法解释第28条规定了不动产纠纷案件之专属管辖。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涉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却出现了诸多的混乱甚至是矛盾的情况。主要原因即在于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模糊和不完整导致实践中涉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之适用范围不能得到明确界定。管辖作为诉讼的入口,是公平正义的外在体现,必须对涉不动产纠纷诉讼管辖问题系统审视,通过类型化研究对其进行分类界定,即物权行为引发的不动产纠纷、债权行为引发的不动产纠纷以及身份行为引发的不动产纠纷,并分别明确其管辖适用,从而符合其制度设计之目的。     

多元文化视野下高校德育范式的转换与实践

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社会变革的日益加剧,对社会价值观带来了多元文化的冲击,对高校大学生来说,同样面临着道德认知困惑与价值冲突的现实考量。文章从这一问题出发,探寻高校道德教育的缺失原因,并对高校道德教育的范式转换与创新路径进行理性思考,以期为推进新时期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供理论和实践借鉴。     

论多元共治理念下的底层知识青年工作创新

底层知识青年问题是当前值得我们特别重视的一个问题。他们主要由一些有一定文化知识和见识,但没有被纳入国家体制内,没有稳定工作,生活漂泊的年轻人组成。由于其相对剥夺感较强,近几年一直是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参与者,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巨变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探索多元共治新路径,这为进一步做好底层知识青年工作提供了良好契机和崭新视角,我们借此可以更新观念,创造性地做好青年工作。     

当前领导干部六大“观念偏差”

偏差之一：以为群众的思想可以统一，追求所谓“统一思想”。在政府工作中．特别是在有些官员的讲话中．自觉不自觉地预设一种前提．就是：群众的思想观念可以统一，应该统一。这其实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处于体制深刻变化、利益结构错综复杂的转折时期，利益多元，必然导致思想多元；即便利益不多元，思想认识也不可能一致。偏差之二：以为官员队伍的问题是思想觉悟问题．过度强调“教育”的作用。     

800名律师和大学生志愿者走进中西部19个省份 近百万受援人受益法律援助“1＋1”行动

近3年来,近800名律师和大学生志愿者投身于法律援助＂1＋1＂行动。截至2012年8月,法律援助＂1＋1＂行动覆盖了西藏、新疆、青海等19个省（区、市）的300个县,受援人数近百万人。法律援助志愿者律师和大学生深入贫困地区,努力满足困难群众法律援助需求,3年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3万多件,为近百万人提供了优质法律服务,协助当地政府化解群体性纠纷近4000件,开展法制讲座近2000场次,解答法律咨询近千万人次。3年来,＂1＋1＂志愿者队伍中走出了5位全国优秀律师、68位省级优秀律师、65位二等功臣,获得其他表彰和荣誉的多达几百人次。     

立政不忘固本之责 为民不移公仆之心

2008年至2009年是普洱市信访及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多事之秋。江城县移民因土地和生存问题上访事件、交运集团江城分公司职工越级上访、林权制度改革的深化引发的各类权属纠纷、曲水乡农民与云胶江城分公司土地纠纷等5000余件矛盾纠纷和上访件纷至而来。经过3年多的努力,2011年下降到325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并形成了一整套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理论体系。     

商家最终解释权属霸王条款

中秋小长假期间，折扣券、礼品卡、VIP会员卡满天飞。在大大小小的优惠促销活动中，“最终解释权”一词常常映入消费者眼帘。发生消费纠纷时，商家一旦亮出“最终解释权”这道护身符，往往就能“化险为夷”。     

“五联动”社区管理创新模式研究以乌鲁木齐市北站西路街道办事处社区管理实践为例

新疆乌鲁木齐市北站西路街道办事处提出的政府、社区组织、驻区单位、非营利组织、社区居民的“五联动”管理机制，是自觉创新社区管理模式的一项举措，有利于实现社区管理效果的优化。在实践中，它不仅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正功能），同时也存在着很多的不足（负功能）。充分发挥其正向功能，弱化其负向功能，对于我们创新社区管理、推动社区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深圳市福田区司法局创新人民调解工作发展新模式

近年来，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司法局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人民调解工作“福田模式”，充分发挥了人民调解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第一道防线”作用。     

推进自贸区建设背景下涉台投资纠纷确立临时仲裁制度的思考

虽然通过仲裁解决纠纷具有众多优势,但是仲裁并未成为台商在考虑纠纷解决方式时的首选。其原因在于台商认为大陆的机构仲裁存在一些局限性。与机构仲裁相比,临时仲裁具有一系列优点,可缓解台商的担忧。因此,可在自贸区的涉台投资纠纷解决中确立临时仲裁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