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屋产权纠纷民行交叉诉讼研究

房屋所有权纠纷民行交叉案件主要有房产买卖纠纷、继承纠纷、抵押纠纷和侵权纠纷,形成原因包括行政权力的扩张、行政法对民法权利的渗透以及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目的区别。该类案件的处理原则包括分步处理原则与并行处理原则。     

社会转型期个人、社会和国家关系的重构:以社区建设为视角

目前,思想界普遍存在的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争论,已经影响到具体的学术研究领域,很多学者对社会改革的建议和构想,无论是突出一种排斥国家权力的纯粹的"社会自治"或"个体联合",还是强调"国家权力培育基层社会",都存在过度理想化的问题。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使得现有的理论很难对当下中国的现实进行有效解释。由于新的技术、新的经济趋势的推动,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再度经历着复杂的变迁,必须重新在一个相对实在的中观领域进行重新观察。社区作为个人、社会和国家交叉的一个领域,恰好能满足这一要求。     

浅析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于2010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从而全面正式确立了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制度。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民商事仲裁,是我国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一种特殊的解纷制度。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存在受案范围狭窄、仲裁员任职条件不够具体严格、仲裁与诉讼关系不顺、仲裁裁决执行困难等问题,需要采取一系列对策加以克服与解决。     

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安治理的经验与改进路径——基于武汉市疫情防控工作的思考

2020年暴发了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在疫情防控斗争中,武汉构筑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公安机关以"当先"精神维护社会治安、基层社会组织全力以赴维护社区秩序、社区物业积极配合封控小区、社会力量积极参与防控的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安治理的经典模式。基于武汉应对疫情防控模式的经验总结,下一步应从法律完善、治理技术保障、激励机制保障、社会力量保障等方面进一步推进多元主体参与治安治理的良性格局,为常态化防控提供借鉴。     

构建新型社区治理新机制

<正>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区建设是从管理走向治理的必然要求,是一种全新的决策和治理机制。我主要结合杭州市上城区的实践来探讨多元主体如何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确定公众参与意识培育的重点与模式。一是确定培育重点。习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因此,公众参与意识培育的重点应该放在社区。具体的说,是将社区作为一个开放的治理平台,通过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来培养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调动社会各个主     

关于人大代表人身自由特殊保护制度的思考

2014年福建省周宁县人大常委会否决上海松江警方对县人大代表张裕明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申请事件,该事件涉及人大代表人身自由特殊保护问题,有必要深入思考,完善相关制度。一、事件始末据报道,当事人张裕明2011年11月当选福建省周宁县第十六届人大代表。2014年8月12日,在公安民警处理纠纷案件时,张裕明驾车逃离导致发生交通事故。交警现场酒精呼气测试、司法鉴定中心检验和鉴定结果表明,张裕明达到醉酒状态,     

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人民调解工作创新升级的路径分析——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人民调解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被国际社会誉为"东方经验"。     

环境治理中的多元主体互动分析 ——以C市为例

近年来,环境治理已成为党和国家关注的重要议题。单一的政府管控在面对复杂的环境问题时显得有些无能为力,环境治理需要变革,不仅要"治理"环境,还要"保护"环境,这种综合性治理就要求政府联结其他主体,构建由政府主导,包含党委、企业、社会组织、民众在内的多元治理主体。本文以C市的调研资料为依托,实证检验了以政府主导的多元治理主体互动分析框架的适用性。为了进一步提高环境治理的绩效,政府可以在建立联动机制解决次生环境问题、强化政策创新扩散等方面发挥作用,以求系统、协同和整体地提升环境治理能力。     

探索建构社区多元主体共治新格局——以浙江新昌南明街道社区党建工作为例

社区建设中涌现出许多问题要求社区党建工作创新,而治理理论提供了一条多元主体共治的解决之道,为社区党建工作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文章基于治理理论,深入调研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南明街道"蜂巢工程"组织机制创新工作,以期在治理理论视域下优化党组织的管理培育能力、凝聚向心能力、影响渗透能力和与时俱进能力,从而不断提高社区治理能力,进一步优化党组织引领下的社区多元主体共治。     

《中韩自贸协定》影响下的两国渔业纠纷解决分析

《中韩渔业协定》是中韩两国在尚未达成划界协议的情况下,为维护渔业正常作业秩序所做出的临时性安排。然而,自2001年《协定》生效以来,中国渔船非法、不报告、无监管(IUU)的作业行为使得渔警纠纷频次不减反增,甚至屡屡发生恶性暴力事件。随着《中韩自贸协定》的生效,中韩在水产品方面的贸易关系将从垂直互补走向平衡竞争,捕捞业将面临更激励的竞争环境,生产效益将受到影响,结合中韩两国对非法捕捞问题日益重视,IUU捕鱼行为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和法律风险。在此背景下,为化解中韩渔业纠纷、使我国渔民的生计得到持续保障,我国对内应采取经济手段预防IUU行为,加大对非法捕鱼的打击力度,做好渔民弃船转产的保障工作;对外应与韩方进行有效沟通,实现互信、统一执法形式和手段、呼吁文明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