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保NGO发展对策研究

环保NGO是围绕生态环境保护而开展活动的非政府组织,在环境保护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尽管近年来我国的环保NGO发展迅猛,但是我国的环保NGO发展并不充分。其问题主要来自于自身能力、社会环境对它发展产生的阻碍及法律制度上的缺失。本文针对这些问题,从提升自身发展能力、建立法律体系以及重视环保NGO建设氛围入手提出解决环保NGO发展问题的对策,从而促进我国环保NGO的进一步发展。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有益探索

化德县自然条件恶劣，发展经济有许多制约因素，是全区有名的国贫县。过去，不少村连干部工资都得靠摊派解决，更别提为群众办实事了。1998年以来，县委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解决村党支部有钱办事的问题，作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收到了较好效果。一是落实责任。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县、乡、村三级制订了集体经济发展规划。县委要求，在新三年规划结束时，80％的行政村集体经济纯收入都要达到2万元以上。根据这一总目标，去年以来，结合土地二轮承包，突出抓好集体经济年收入万元以下村的整顿…     

社会责任感:成熟“社会人”的核心要素——以大学生群体为例

高校大学生能够扮演独特社会角色、发挥特有社会功能的关键在于这一群体能够成长为成熟“社会人”.而大学生成长为成熟“社会人”的必然要求是其社会责任感的养成和维持.当前高校大学生群体核心价值信仰的缺失与错位,不良社会思潮尤其是拜金主义价值观的泛滥以及社会责任实践不力日益成为制约其社会责任感养成的主要因素.因此,应确立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信仰,营造培育成熟“社会人”的良好社会环境,充分发挥实践在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养中的载体作用,有效克服高校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养成的制约因素,促进高校大学生健康成长为成熟的“社会人”.     

当代中国中央地方政治关系稳定性因素分析

相对于中国中央地方之间的经济关系,当代中国中央地方政治关系具有十分明显的稳定性.本文认为,维系和影响这种稳定性的因素有体制性的,如经济的、执政党的、法律的,还有非体制性的,如历史文化传统的因素.     

在“最大限度”中增强社会凝聚力

“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提出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总要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速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从社会活力、和谐稳定的战略高度审视社会管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理论的丰富深化．也是对我们党新时期群众工作的一大创新。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是增强社会凝聚力的主体。社会管理．主要是对人的服务和管理。一切社会管理部门都是为群众服务的部门．     

免费师范生学习动力及其影响因素的经济学分析——基于陕西师范大学的调查

本文基于相关实证调研,从自我评价、意愿要求和成绩比较三维角度考察了免费师范生学习动力状况,发现在入学成绩普遍较高的情况下,其入学后的学习动力总体上不如非免费师范生和非师范生,且年级越高情况越差。从经济学视角分析其影响因素,一是我国基层教师岗位缺乏优质师资配置的吸引力;二是"不能自主择业和考研+基层从教十年"的政策规定使一些免费师范生学习缺乏"布登勃洛克动力";三是"两免一补+有编有岗"也使他们学习缺乏压力。为此,必须大幅度提高基层教师的收入和地位待遇,增强教师职业的吸引力;允许免费师范毕业生从事其他职业和考研,激发其学习动力;以严格的教师资格认证制度适当增加免费师范生的学习压力。     

大学生村官从业绩效影响因素研究

大学生村官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现实中影响大学生村官工作绩效的因素主要是政策支持度、环境适应度、同事帮衬度、百姓拥护度、职业忠诚度和专业发挥度。     

多重逻辑下的调解制度变迁——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

在中国调解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存在着多重逻辑,即当事人的关系逻辑、法院的策略逻辑和来自国家的治理逻辑.在多重逻辑的支配下,中国民事诉讼调解的变迁呈现出多重面孔.     

高校民主党派成员参政态度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广西高校民主党派成员随机抽样调查数据分析

为探究民主党派成员参政态度的影响因素,以把握参政态度改变动态,本研究通过调查问卷,对广西高校民主党派成员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通过描述统计,发现该地区民主党派成员存在参政利己倾向。通过相关分析和路径分析,得出参政态度的影响因素包含参政认知、参政情感和参政意动,并且发现了参政态度矛盾性的问题。该分析研究成果既有助于丰富政治心理学理论,也为进一步研究参政态度改变和参政态度矛盾性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群体性事件的制度因素分析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规模越来越大，已经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诚然，这类事件大多与某些党政机关处置不当，漠视群众利益有关，但笔者认为，除了人为因素外，制度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尤其是与现行的制度不完善不健全有着直接的联系。从一定的意义上讲，群体性事件的激增是公民“话语权”在制度内失效的某种回应。因此，从制度的角度来探讨群体性事件的问题，对于解决“非制度性参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