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凭强制执行公证债权文书向法院申请落实还贷

放贷容易收贷难。时下，贷户丧失信用、造成贷款违约、逾期不还的现象时有发生。讨债难、收贷难已成了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对贷款抵押物通过公证处公证的做法已成了财经金融部门的共识。但对如何凭强制执行公证债权文书向法院申请落实还贷的执行问题，无论在金融界还是司法界，至今尚未引起应有重视。     

中国破产法实施的法律经济分析

从契约和产权的角度,破产法改变了企业原来的合同束,并根据新的合同束界定利益相关人对企业的产权,产权界定清楚可以激励相关人为提高破产效率去行为。这就是市场化的破产理论和实践的经济学基础。市场化的破产实施方法需要配套的制度以降低实施成本,这种制度既包括人的因素,又包括市场因素。我国破产法的实施效果,也有赖于这两个因素。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公民资格权利的发展

从公民资格权利发展角度考察我国的社会转型有利于分析、解释国家面临的挑战和宏观发展轨迹。1990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分化和利益的多元化、社会公平问题、政府转型的大背景下,我国公民资格权利取得了一定进展:与市场经济建设相关的公民权利内容进一步发展,民主政治的实践使公民政治权利的形式和内容有所充实,社会权利的保护和发展尚处于探索当中。从宏观角度看,公民资格诸权利呈现出分化发展和相互推动的特点;国家主导制度构建与公民积极行使权利构成公民资格权利发展的双动力;户籍制度对权利的分等作用弱化,平等的公民资格权利的普遍化进程加速;程序性权利的设置与保障仍然不足,呈现出探索性特征。     

刑事和解在未成年人犯罪中的适用

未成年人犯罪被列为继吸毒贩毒、环境污染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公害，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如何针对未成年人特殊的身心特点和特殊的失足原因，采取有别于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方式，从根本上矫正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近年来，国际社会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上呈现出非犯罪化、非监禁化、非刑罚化的趋向。在这种社会和司法背景下，被认为能够有效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刑事和解制度开始在我国萌芽。     

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坚实保障

制度建设是社会和谐的坚实保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加强制度建设,理论要求上必须注意制度产生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制度本身的互补性和适应性、制度体系的进步性和文明性。现阶段制度建设的着力点应当是,在政治领域要体现人民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在分配领域实现全体公民的共同富裕;在社会领域形成顺畅的流动机制,同时必须高度重视制度的执行。     

什么叫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NGOs)作为政府与企业之外的社会组织的第三种形式，已成为全球治理机制中一个重要性日趋增强的新兴角色。在中国，非政府组织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社会团体，它是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主要包括：学术性社团、专业性社团、     

以人为本是和谐社会的价值追求

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是两个同等重要、共同向前推进的历史进程,建设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是社会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相互结合的双重目标。社会的和谐发展离不开人的全面发展,同时,社会和谐发展又可以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素     

宪法理解与宪政的建立和巩固——一种宪政经济学的视角

宪法之维系和宪政之建立与巩固,有赖于对宪法的复合式理解。宪法的内容构成、属性、层次以及宪政之建立与巩固过程,都是多元化的。宪政经济学视野下的契约宪法观、协作装置宪法观、惯例宪法观与自发生成的制度宪法观都把宪法简单化与单一化。要建立和巩固一个宪政体制,宪法的制定必须与某一共同体的惯例保持一致,同时,宪法必须具备稳定性、有效性、效率性。     

许烺光的“心理—社会均衡”理论及其中国文化背景

“心理—社会均衡”是美籍华裔学者许烺光提出的理解人的心理、行为与文化关系的理论模型。该模型最主要的特点是将人理解为一种“社会文化场”而不是孤立的个体,从人与人、人与物、人与文化规范以及心理与社会动态均衡的角度把握人。采用这个理论对中国、印度、美国等几个大规模文明社会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得出更有说服力的结论。该理论在几个方面与许氏的中国文化背景相联系:与儒家的“修、齐、治、平”模式有相似之处;与中国文化从人的“相互性”出发把握人的特点相一致;重视亲属集团以及中国文化中的中和、平衡思想。许氏在参考中国经验基础上提出的这个理论以及与之相关的“基本人际状态”概念,不仅对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还为我们从文化心理角度重新审视目前主要基于西方经验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以及相应的主流国际政治理论,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     

促进人大监督与舆论监督的有机结合

人大监督是层次最高、最具权威性的监督。舆论监督作为一种社会的、公开的监督，其开放性、群众参与性和时效性是最强的。如何巧妙地集二者的优势和力量于一体，实现人大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的有机结合，增强人大监督的透明度和力度，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和探讨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