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思维的创造性重构——基于民主政治的视角

民主政治的成功运转需要民主制度和民主文化两大条件。从民主文化的角度看,民主政治是与一定的政治思维方式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思维经历了四个方面的转型:从斗争性向和谐性转型;依附性向自主性转型;激进性向渐进性转型;封闭性向开放性转型。我国政治思维上述四个方面的转型对于中国的民主政治产生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它有利于公民理性精神和参与精神的提升,有助于社会成员合作与妥协意识的形成;有利于社会成员现实主义视角的培育。     

观点

领土主权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在领土问题上我们不会妥协、不会退让、不会交易，更不允许受到一丝一毫的侵犯。中国军队肩负着时刻做好应对各种威胁的准备，只要党和人民需要就能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辛亥革命中的三大妥协及其历史遗产

辛亥革命中形成了汉满民族妥协、南北政治妥协和孙袁权力妥协三大妥协,这既是参与政治各方发挥政治智慧的结果,更是革命的大势所趋所逼的结果.三大妥协使得辛亥革命以较小的代价和低烈度的震荡实现了共和政制的跃迁,结束了秦汉以来垂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百年以来,这一妥协成果依然是后人享受且在升值的宝贵遗产.     

《核不扩散条约》的困境及应对

作为现有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石,《核不扩散条约》近年来面临多重危机。危机源于缔约各方相互矛盾的利益关切和目标、对条约进行利己主义式的解读和利用、条约自身的局限性和脆弱性、以及许多国家的政府和民众对核武器的认识和道德评价仍未形成共识。应对上述危机需要各缔约国弥合分歧、重建共识,在利益相互妥协的基础上维护条约的权威和效力。     

法律的妥协——法治的问题与出路

法律一方面是强硬的规则,另一方面也是存在弹性的规则。一个社会不可能只有法律一种规范,社会中的一个特定的领域也不可能只有一项法律进行调整,法律规范和其他规范、各个法律规范之间都是共同交叉的对社会事务加以调整的。法律同其他规范,各法律之间都不可避免会产生摩擦和冲突,要么法律战胜其他规则独自进行管理,要么法律进行妥协,借助其他规则进行管理。     

毛泽东与王明不一样的地方

毛泽东曾经对师哲说过这样的话，“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考虑得太少，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所谓“别人的事”，指的是中国之外苏联的事，真是精辟之至，一针见血。大革命时期，王明的出发点、着眼点是共产国际，这才产生出教条的“左”倾冒险错误；抗战时期，王明又为苏联着想，惟恐得罪国民党，才产生妥协退让的右倾错误。     

性贿赂入刑当慎之又慎

一个幽灵，一个性贿赂的幽灵时下正在中华大地游荡、徘徊和肆虐。 面对幽灵，那些上不能坚守入世为国为民的志愿，下不能退守不与淫恶妥协、不与财色为伍人生底线的为官者们暗暗庆幸，庆幸他们生于灰暗社会、恰逢腐败时代与性贿赂不期而遇，使他们有了一个能做“人上人”的机遇，权钱交易为立身基础，权色联姻为幸福指数，放纵物欲喷涌听任色欲下流，从而获得了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从肉体到精神的通体快活。     

行政改革,妥协中往前走

在中国推行机构改革会有很大的行政阻力,所以在实施中肯定会受到各部委的抵制。每次中央为了推进改革,都会有一个先进的宏观全局的理念。方案也是首先提出来,在实际实施中,必然会和部委协调。     

中国社会群体利益冲突解决机制研究

中国社会群体利益冲突近年来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内都将对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必须建立公正、合理、有效、合宪的利益冲突解决机制。这种机制应当是协商妥协共决机制，它是司法机制的重要补充，它对公正处理社会群体利益冲突，保持社会稳定和谐，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建立全社会的共同价值信仰体系都有重要作用。此机制需要政府的中立和立法方面的保障。     

袁世凯并未照章执行“二十一条”

谈到“二十一条”，我们通常有一个定论，即袁世凯为换取日本对其称帝的支持，甘心出卖国家主权。那么，事实是否如此？“二十一条”的签订，是袁世凯甘心卖国，还是被迫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