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与中共在“整理党务案“上的退让

1926年,中国共产党在蒋介石等新老右派的三次反革命进攻面前实施了三次大退让,特别是在"整理党务案"上向蒋介石的妥协退让,客观上为蒋介石叛变革命、把革命打入血泊中提供了条件。面对这一结果,共产国际及其驻中国的代表应负主要的领导责任。因为,妥协符合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当时的对华政策,"整理党务案"的大多数内容都得到了共产国际和鲍罗廷的认可,甚至是鲍罗廷与蒋介石协商的结果。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在于共产国际代表错误地分析了当时的阶级状况,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力量,而对中共和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     

政治妥协与突尼斯的和平政治过渡——基于对突尼斯“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考察

2015年10月9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将2015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以表彰其在突尼斯政治和解进程中作出的重要贡献。本文基于对突尼斯政治伊斯兰力量"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考察,探讨了为何中东剧变后突尼斯的政治过渡能够和平实现这一问题。通过考察发现,"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政治妥协是突尼斯政治过渡和平实现的重要原因。政治妥协不仅使"伊斯兰复兴运动"维持了其作为突尼斯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政治力量的角色,而且避免了突尼斯国内爆发剧烈冲突甚至内战的可能。在中东其他国家政治和解进程普遍受挫的背景下,突尼斯以政治妥协作为政治冲突调节机制所形成的民主共识道路,对中东政治伊斯兰力量的发展以及受中东剧变波及的其他国家均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达洛维夫人》中女性意识从妥协至抗争的历程

西方意识流小说的杰出代表弗尼吉亚·伍尔夫的大多数作品都着重于从女性视角出发,剖析女性的意识,分析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中父权制在婚姻上对女性意识的压制及女性在生活上对父权制的反抗,旨在揭示20世纪父权制下英国妇女的生活,特别是她们的女性意识从受压迫到奋起反抗的心路历程。     

行政伦理妥协的合法性探微

行政伦理妥协是公共行政领域一种特殊的价值抉择，因其在实践中表现为择恶弃善或择小善弃大善，故其存在总面临着合法性危机。行政伦理妥协作为一种非羁束性自由裁量行为，必须对其进行严格的限定才能保证妥协总是在合法性范畴内。在实践中，要加强对妥协行为的监督，避免虚假的价值冲突，并积极提升行政人员的能力，努力超越行政伦理妥协，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宪政的妥协一成功立宪的前提——以1921年《湖南省宪法》的制定为例

宪法作为一纸契约,是各方利益主体相互协商、妥协的产物。1921年湖南在制定省宪的过程中,由于制宪各方在省议员名额分配和省长选举办法上僵持不下,省宪审查会破裂,宪法草案几近流产。最后,由于各方的相互宽容、妥协,宪法草案终于得到通过。故宪政的妥协不是偷安,而是双赢。在立宪时,妥协是一种立宪的技艺,更是立宪成功的前提。     

政治妥协在英国政治体制变革中的作用及其现实启示

政治妥协在英国的政治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并由此形成了其特有的温和、渐进式政治变革模式。本文从英国的传统文化和宪政革命历史两个方面分析了政治妥协与英国政治变革模式之间的关系,并从将政治妥协作为现代民主政治内在要求的认知角度探讨了其现实借鉴意义。     

列宁阶级妥协策略探微

列宁认为,阶级妥协在性质上有合理与叛卖之分,应从具体的历史条件、主观动机和后果影响等多个角度判断某一妥协行为的根本性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复杂曲折性、无产阶级力量的相对弱小以及中间力量的动摇性决定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运用妥协策略的必要性。列宁曾多次灵活运用妥协策略协调无产阶级与其他阶级阶层的关系,其中既有对农民阶级的让步,也有对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通融。     

略论国际冲突新闻传播之定义及特点

本文通过分析一般意义上的新闻传播过程,结合国际冲突行为特点,归纳出国际冲突新闻传播是职业新闻传播者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广泛、迅速和连续地把有关主权国家争执、争端的新闻传递给受众并引起受众反馈的双向传播过程,以及国际冲突新闻传播的广泛性、冲突性和连续性的特点,进而分析了国际冲突中新闻媒体与政府和公众的互动,指出避免冲突的持久与升级,媒体和政府应该承担起的角色.     

地方政府与民间组织“正当妥协”的宪政维度——南方市福街草根商会的“民族志”视角

福区政府与福街草根商会通过协商民主基础上的谈判对话,实现了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基于妥协基础上的共赢。这一人类学田野观察中的福街草根商会“民族志”揭示中国宪政建设在文本宪法尚不能转化为有效政制之转型期间,民间组织与地方政府双方可以在既有文本宪法框架下主动互相接触;并通过协商民主范式变通相关政策法规,在交往理性中渐趋宽容与妥协。这种“正当妥协”的地方性宪政经验表明,民间组织与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平等基础上的协商与对话,促成互利互惠的和谐社会。地方性宪政的微观经验,还需要通过普适性的法治国途径上升为国家法律,但实已拓开当下中国国家与社会结构性良性互动关系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