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人虎婚"故事的民俗文化分析——以《稚榜嫁虎》为例

<稚榜嫁虎>是一则在黔西、黔西北地区流传的"人虎婚"型故事,它既有古老的历史渊源--承继了<广异记>中的古老情节,又有与一般的"人虎婚"故事迥异的文化内涵.反映了苗族多彩的婚俗礼仪.这则故事还以独特的情节勾勒了一个追求爱情婚姻自由、信守诺言的可爱可敬的苗族女性的形象.     

仪式婚的法律保护

举行结婚仪式是我国延续千年的传统习俗,建国后我国《婚姻法》将仪式婚一举废除,对仅仅举行仪式的"结婚"一律不予承认,由此产生的事实婚姻长期困扰着司法界。仪式婚虽欠缺登记要件,但如果当事人具备了结婚的实质性条件,那么在法律上仍按未婚对待显然是对社会现实的漠视。如果能够正确地认识结婚仪式的公示作用,这种传统习俗可以对现代婚姻制度的实施起到有益的推动作用,建议对仪式婚予以弱度保护并建立转正制度,这将比彻底否认仪式婚的法律效力或建立补办登记制度更切合中国的社会现实。     

性犯罪的起源与婚姻家庭关系的变化

性犯罪是人类犯罪的一个重要类型。推动它起源的动力是人类进化中婚姻关系的变化。人类从动物界脱离出来处于原始状态时,过着群婚的生活,其范围起初是很广泛的,后来越来越小,直到最后仅留下今日所通行的一夫一妻的个体婚为止。在这一变化过程中,起初自然选择排除了群婚中的血缘关系,之后自营家庭经济又为满足私有财产和继承关系的需要而巩固了一夫一妻制家庭。但一夫一妻制从其一产生就违背了人类性爱自由的自然性,这使它对历史发展的进步作用和对人类性爱自由天性的束缚形成了二律背反的格局,导致了中世纪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性犯罪虽然被禁止和严惩,但终不能被铲除的现象。然而,尽管如此,人类还是不断地采取各种各样的甚至奇特的方法,同性犯罪作斗争。     

一纸“禁婚令”婚礼被取消

当地时间2010年11月13日上午10点，27岁的中国香港女子马雯倩（音译）在法国东南部伊泽尔准备与25岁法国男友斯蒂芬·萨热举行婚礼，突然接到当地法庭发出的一张禁婚令：禁止斯蒂芬·萨热与马雯倩举办婚礼。     

从性义务到性合意——论中国婚内强制性行为何以为罪

进入21世纪以来,婚内强奸一直是中国学界讨论的话题,但是也始终争执不下。笔者以为婚内强奸就是犯罪,因为现代婚姻法中夫妻都是独立主体,各自享有合法的性自由,夫妻之间的性行为应是各方以自由意志为基础而达成的合意行为,而不是单方性义务;单方强制性行为违背妇女意志,按照中国刑法规定就是犯罪。但是婚内强奸有其特殊性,应以当事人亲告作为法律介入的底线,并由当事人决定婚姻是否存续以及应否存续,不能让婚姻成为强奸的免罪牌。     

婚内析产挽救了婚姻——兼论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4条的完善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4条规定了出现重大事由经法院判决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即婚内析产。该规定突破了夫妻共同财产只有在离婚时才能分割的传统模式,既保护了夫妻双方对共有财产的平等处理权,又挽救了婚姻。我国关于婚内析产的规定与大陆法系其他国家的非常夫妻财产制较类似,但条文较简单,体系不完备,有需要完善之处。     

新生代农民工:如何走得更远

正2014年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有关农民工工作有关情况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在会中透露:新生代农民工现已占到农民工的70%以上,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对融入城市有着强烈的愿望。新生代农民工通常指"80后""90后"农民工,是我国宝贵的人力资源,现在已经占到农民工的70%以上。而他们如今成长成熟,已成为最主要的生力军之一。然而新生代农民工时常也容易迷茫,伴随着他们在城市生活的点点滴滴,如何走得更远,与此相关的就业与婚恋问题总是会引人深思。     

春秋时期媵婚研究

媵婚作为一种婚姻形态,盛行于春秋时期的上层社会。媵婚带有浓厚的政治邦交色彩,它的形成和发展与宗法继承密切相关。出于维系诸侯子嗣延续和在家室乃至宗族内部建立起规范的等级秩序的需要,媵婚被披上了一层非常浓厚的政治伦理外衣。考察、分析春秋时期的媵婚现象,对于研究春秋时期的外交活动、政治变动和宗法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强奸罪的若干争议问题探究

强奸罪是我国司法实践中常见的一种传统犯罪,但是随着人们的文化水平和法制观念的不断提高,在理论层面和司法实践层面,它又涉及很多问题,出现了很多新的特点。针对理论界颇有争议的几个问题,本文试着从本罪的犯罪构成方面,对与之相关的几个问题,包括男性性权利的保护,婚内强奸问题,骗奸问题予以探究。     

婚内损害赔偿可行性的探讨

2001年修改后的婚姻法增设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填补了一项法律空白,但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不起诉离婚而单独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从而否定了婚内损害赔偿。这不仅违背了侵权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也不利于家庭社会的稳定,而且在实践中也遭到了法官肯定性判决的挑战。因此,完善我国婚内损害赔偿制度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