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内强奸的刑法学分析

"婚内强奸"的行为是否应该被认作为强奸罪,最近几年在法学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议,笔者依据刑法学的依据及现实社会的大背景下,认为"婚内强奸"应当属于强奸范畴。因为任何极端的观点都不够妥当,在严格的特定条件下,即在妻子确有拒绝与丈夫性交的具体理由时,丈夫强行为之,并且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以强奸罪处理。     

关于婚内强奸的刑法定性

婚内强奸是近年来国内外刑法学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刑法学者围绕婚内强奸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罪等问题展开广泛深刻的探讨.     

少数民族婚俗的误解误读之修正

研究借助民族学文献和田野调查,时公共常识中有关民族婚俗中的"串公房"和"走婚"的误解误读进行修正,同时亦有对"文化隔离"的充分考虑与"他者"考察原则的恰当使用.     

强奸罪理论研究六十年

建国60年以来，我国刑法学界对强奸罪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但在实质上对强奸罪展开研究则是从第二阶段开始的。对于这一在实践中具有典型性的犯罪，我国刑法学界对于其行为方式、奸淫幼女行为的认定、婚内强奸能否以犯罪论处等问题上展开了较为激烈的争论，并且研究借鉴了域外的立法、司法经验。在许多问题上，虽然观点仍未得到统一，但是，以往研究成果的积极意义是不容否认的，对于强奸罪的诸问题以及相关的刑法基础理论都进行了较好的梳理。     

略析元初汉人收继婚的法律实践

帝制时代的中国是一十分注重家庭伦常的社会，历朝历代一般严厉禁止亲属“相奸”的“乱伦行为”，而元朝由于承认“收继婚”而显得有点特殊。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元朝初年的史料却表明：元朝对待汉人“收继婚”的态度及在法律的处理上处于一种矛盾甚至混乱的状态，这些现象印证了杨鸿烈先生所谓“元确是为一事立一法”的论断。     

论离婚损害赔偿与婚内侵权

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存在着不足,现实婚姻生活中也有建立婚内侵权责任制度的需求,但不能用婚内侵权责任制度修改离婚损害赔偿责任中的离婚要件。婚内侵权责任制度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并行的两个不同的制度,有着不同的功能、构成要件,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竞合关系。     

强奸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随着社会文化观念和刑法规范的变化,强奸罪的实行犯应当扩大至女性主体;对于婚内强奸的行为,应当区分情况予以刑法评价;性骚扰、强制猥亵妇女的行为,与强奸行为的根本区别是行为人有无奸淫妇女的主观意图;在认定强奸罪的过程中,罪与非罪的界限存在着极为复杂的情况,在对奸淫幼女行为归罪时,仍应坚持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明知"的标准;界定强奸罪加重处罚的法定情节,对于刑罚的准确适用具有重大意义。     

作为公共问题的“脱单”与“脱单”中的政府责任——基于需求溢出理论的分析

在我国老龄化加深和人口增长率下降的背景下,适龄单身男女的“脱单”问题已成为一个亟须政府介入的公共问题。之所以如此,一是由于婚姻自由权作为基本人权需要政府创造条件予以保障;二是由于“脱单”问题关乎人口生产、社会保障、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等重大公共问题;三是由于政府拥有其他治理主体所不具备的治理资源和治理能力,能够弥补其他主体在“脱单”治理方面的不足。而“脱单”治理问题本质上是为了解决特定群体的择偶难的问题。为此,政府应找准介入“脱单”问题的角色定位,通过出台助婚政策和营造宜婚环境,为适龄单身男女的“脱单”创造更适宜的条件。     

婚内强奸的刑法学思考

婚内强奸符合强奸罪的外在特征,从国内外的立法现状及我国司法实践的角度看,其也可以构成犯罪,但是从刑法价值的角度看,其犯罪性应当被排除,因而在我国,不宜将婚内强奸认定为强奸罪.     

我国大城市年轻人口的婚姻推迟趋势及其影响研究——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婚姻推迟是第二次人口转变进程的核心特征之一。过去20年间，我国年轻人口的婚姻行为中表现出明显的结婚推迟趋势，以上海为典型代表的特大城市中，年轻人口结婚更晚、婚姻推迟趋势更为明显。女性结婚总体上仍早于男性，但推迟结婚的程度大于男性。在沪外来常住人口结婚总体上仍早于本地户籍人口，但推迟结婚的程度大于户籍人口。就已经渡过婚龄的出生队列而言，尽管上海居民的终身不婚水平与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地区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相比还是偏低的，但也呈现出越晚出生的人群终身不婚率越高的趋势。综合当前年轻队列推迟结婚的趋势、结婚意愿更低的现实，参照相邻国家和地区推迟结婚和终身不婚的变化趋势，可以预判未来上海的年轻人群推迟结婚的趋势仍将持续，终身不婚水平还会提高，也将成为抑制生育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有可能动摇“普婚普育”的婚育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