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独立与中国制度话语权提升

制度话语权是一国或地区的社会制度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吸引力、感召力的体现。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制度话语权依旧强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话语权还处于弱势地位,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并不相称。西方的制度话语霸权是中国提升制度话语权的最大障碍。中国要想成为世界性强国,只有坚持制度独立,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努力摆脱西方制度模式和价值观的束缚,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创新话语体系,坚决抵制资本主义自由化思潮,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才能不断提升中国的制度话语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的贡献。     

书写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新篇章

如果说时间是一条流动的河,那么在记忆的河床上,总有一些瞬间定格为永恒。通过新媒体平台发送元宵节的语音祝福,与正在采访的记者进行视频连线,亲自切换按钮体验模拟播出……2016年新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实地调研,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亲切的关怀、殷切的嘱托、温馨的场景,令人难忘。一年来,全国新闻战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共同话语的形成与统一战线话语权

话语权就是在一定的话语形成上所呈现的理论与实践效力。话语权的要义存在于它与话语形成的关系中。话语形成是指能够体现一定的理论或实践所具有的根本性、标志性及权威性效力的固定表达,它完整地体现出了话语生产的结果状态。如何认识和运用话语权,取决于对话语形成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统一战线领域,共同话语形成恰是统一战线形成的重要标志。以共同话语形成来定义统一战线话语权,那么,统一战线话语权的实质深深蕴含于以共同话语形成为标志的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中,体现为统一战线共同话语的效力。     

智能传播时代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流失与重构

智能传播已成为一种新兴的媒介传播技术,其既为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提升提供了新机遇,也带来了诸多挑战。这些挑战主要表现在:信息生产主体的创变性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力,信息内容分发的偏颇化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传播力,信息情境沉浸的过度化降低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凝聚力,媒体传播格局的失衡化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引导力。提升智能传播时代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可从四个方面着手:提升主体媒介素养,构筑强大的意识形态联盟;优化算法推荐技术,调治社会公众的信息食谱;加强平台内容建设,提供主流导向的信息内容;加快主流媒体发展,构建弘扬主流价值的传播体系。     

新时代中国石油加强国际传播的策略思考

国际传播（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是在民族、国家或其他国际行为主体之间进行的由政治所规定的、跨文化的信息交流与沟通。企业国际传播影响企业自身形象和国际化发展进程,关乎国家形象。本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中国石油高质量发展、建设世界一流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战略需要和实际需要,分析了中国石油国际传播面临的形势任务,查找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探讨了新时代加强中国石油国际传播工作的总体思路和具体策略。     

评黄静案中的媒体与司法

媒体自由是表达自由的一部分,是民主社会实行法治的基础,媒体自由高于司法权力,其本质是公民权利高于国家权力。当司法和新闻自由进行平衡时,新闻自由应当是放在第一位的。在我国,法院是否公开审判是由法院决定的,当事人没有要求法院复议的权利。为了防止法院滥用不公开审理的自由裁量权,避免法院为图方便或者有意逃避媒体监督而任意将案件不公开审理,应建立合理的公开审理的程序救济机制。尊重法院的方式应当是遵守法庭秩序,服从法院判决。那种认为媒体和民众不能自由发表对案件的评论的看法显然是只看到了司法独立的重要性,而忽略了言论自由权、公众知情权的重要性;也忽略了民众和媒体以适当手段参与调查案件和自由评论案件对司法权威提升的意义。     

漫漫谈

1.以"价"乱真赵立坚近日转发了一张图,图上文字写道:"中国取得的积极成就如何在西方媒体面前显得可疑?简单!只要在标题加上‘代价是什么?(at what cost)’"图中收集了不少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内容不同,标题格式却如出一辙:"一年后的武汉:这座城市似乎不再受到疫情威胁,但代价是什么?""中国绿色转型:代价是什么?""中国经济看起来趋于稳定,但代价是什么?"……赵立坚对此发出灵魂拷问:"西方媒体在混淆是非方面非常成功,但代价是什么?"     

阿富汗乡村青年带着地毯来上海

我从事国际关系研究,从1996年至今就没有离开过阿富汗议题。六年多前,首届中国进博会还在酝酿和招展之际,笔者在上海社科院接待某代表团,其中就有阿富汗的代表。那时候,中国主流媒体的热词是“中国梦”和“一带一路”。这位能说汉语的阿富汗学者就饱含热泪地告知:“为什么阿富汗不能有梦想?因为我的家乡只有地雷,无法融入‘一带一路’。”作为高端智库从业人员,我把阿富汗学者的忧虑报告给了国家对外援助部门和联合国相关机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