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以孝治天下"初探

汉代自武帝“崇尚儒学”以后,思想上主要采用的是儒家的“孝治”,两汉都号称“以孝治天下”。汉代从刘邦起就“重孝”,后来“孝”是汉初的辅助治国思想:惠帝表彰“孝梯”,吕后“举孝授官”,文帝置《孝经》博士。汉代“以孝治天下”是武帝确立的,武帝在“孝治”上的重大举措有二:一是确立了用人上的“举孝廉”,另一是解决同姓王分封制弊端的“推恩令”。后来,汉代统治者不断完善了有关“孝治”的立法。汉代“孝治”的原因,主要是由当时的同姓王分封制、小农经济和“黄老之治”走向失败,以及对汉初“孝治”的成功经验的总结决定的。汉代“崇尚儒学”主要不是《五经》,而是《七经》,《七经》中最重要的又是《孝经》。《孝经》是汉代的必读经,从中央到地方都要“置《孝经》师”,用人“举孝廉”,《孝经》还是社会教化的工具。     

国家的刑法与社会的民法礼法分野的法律经济学解释

对中国古代"重刑轻民""法治落后"的批评由来已久,对礼的性质和定位也是学术界始终面临的困难问题之一。近几十年的法学发展,对法的社会治理功能有了新的理论认识,触发了对法的内涵和外延的重新理解。结合近年来法律经济学,特别是博弈论对社会规范及其与法律之关系的研究,传统中国社会的治理规则可以从规则的形成和执行两个维度分析,既可以是专业化的,也可以是非专业化的;既可以是国家垄断的,也可以是分散演化的。对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认识,应当抛弃受制于"法=国家法"的观念,将礼法理解为法律规则的不同执行体系,即国家垄断执行的刑法和社会分散、复合执行的民法(礼)。礼法之间的关系是事前的等级化产权分配规则和事后的刑罚之间的关系。礼法分野在社会治理层面上的法律部门分工,更多的是小政府下的社会分权治理模式,对维持两千年来中国古代社会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稳定和统一,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司法提升道德的限度及原则

“以德入法”在立法层面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试图通过司法实现“以法固德”却是给本就境遇不好的司法套上额外的枷锁.“彭宇案”“泸州遗赠案”“教授换妻案”等的判决给社会传递出明显的信号,但却并未取得预想的效果.其根本原因在于法律的功能是止人为恶而不是劝人向善的,在于法律中的“人”只能是“普通人”,在于道德的提升本质上是靠制度而不是宣传与说教.当然,司法裁判也有“教育”功能:一个良善公正的判决会给社会带来正能量.但这种“给力”判决的作出需要秉持四项原则,即个案化原则、法律发现的“合道德性”原则、程序原则及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及预防恣意原则.     

孝廉制度研究及当代解析

“举孝廉”是我国汉代发现和培养官吏的一种方式。这一制度对汉代的人才选拔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探究孝廉制度的发展变迁，以及其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有助于学人加深对汉代选官制度的认识，同时为当代廉政建设提供借鉴。．     

论当代孝廉文化建设与反腐倡廉

反对腐败倡导廉洁是中国共产党权力观的基本内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是当代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积极构建与中国反腐倡廉建设形势相适应的当代孝廉文化,一要坚持科学原则,统筹当代孝廉文化建设的政治性、实践性和价值性;二要秉承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深刻把握当代孝廉文化以德养廉的本质和自重自爱、爱岗敬业、建功立业、品行高尚的丰富内涵;三要推进当代孝廉文化的实践应用,将孝廉文化建设与反腐倡廉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相结合,构建当代孝廉文化发挥作用的长效机制,实现以孝促廉、以廉行孝、孝廉双馨的目的。     

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贵在“真”字

清代纪昀在其《阅微草堂笔记》的开篇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沧州刘士玉孝廉，有书室为狐所据。白昼与人对语，掷瓦石击人。但不睹其形耳。知州平原董思任，良吏也，闻其事，自往驱之。方盛陈人妖异路之理。忽檐际朗言曰：“公为官，颇爱民，亦不取钱，故我不敢击公。然公爱民乃好名，不取钱乃畏后患耳，故我亦不避公。公休矣。毋多言取困。”董狼狈而归。咄咄不怡者数日。刘一仆妇甚粗蠢，独不畏狐，狐亦不击之。或于对语时举以问狐。狐曰：“彼虽下役，乃真孝妇也。鬼神见之犹敛避，况我曹乎!”刘乃令仆妇居此室，狐是日即去。     

“党的领导”入法原则及其标准

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除党内法规具体规定“党的领导”外,“党的领导”无疑应写入相应的国家法律之中。“党的领导”无需入法论、全面入法论等观点均不能成立。基于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在调整范围上的功能分工,只有政治性较强的国家法律有必要抽象规定“党的领导原则”,且不宜涉及党的具体领导方式、领导权限、领导程序等内容,形塑出“党的领导”入法的抽象确认原则与政治判断标准。为了避免“党的领导”入法的“泛化”现象,应在政治判断标准内涵的指引下进一步构建“党的领导”入法的清单模式,厘清“党的领导”入法的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确保“党的领导”入法的规范化和准确化。     

孝廉入法的法理言说及其制度建构

法律有必要也有可能介入到孝廉文化领域,因为孝中存在着私法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廉中存在着公法上的权力与责任关系,孝与廉还具有共通的秩序价值和利益诉求。纵观中国法制史,我们可以在传统社会中找到丰富的孝廉法制资源,这些本土资源对于当代孝廉文化的制度建设无疑形成深远的影响力。然而,传统法律制度毕竟不能满足现代法治理念的要求,需要我们在科学把握法治与德治、礼治及人治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制度重构。     

当代中共领导人舆论观及其变迁逻辑

<正>舆论思想是中共领导人新闻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的构成部分。通过梳理当代中共领导人舆论工作的相关论述,从舆论功能、舆论传播的中介、舆论主体等三个维度来理解不同阶段领导人舆论观特点及其变迁逻辑。发现当代中共领导人舆论观变迁具有以下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