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访部门宪法

十五年前编写《部门宪法》一书,主要是有感于台湾地区宪法学呈现的诸多方法和方向的问题。宪政司法实务在法学理论引导下看似和民法、刑法一样成功,但只要做比较全面的检视,就不难发现其所建立用以规范公权力的宪法界线,反映的更多是源于他国历史经验或社会条件的评价,这种不假思索的移植未必能引起真正的价值共鸣,有时反而造成连锁的负面效应。新世纪二十年的发展,显示当时看到的问题确已变得更鲜明。再观察德国宪法教义学,近年也有从全宪法的体系注释延伸到个别秩序的明显律动。文章从台湾地区宪法教义学的走入歧途开始分析,再进一步说明为什么部门宪法的取径可以引导法律体系更合宜的运作,最后并不揣谫陋,就大陆地区现阶段情况是否适合发展此一教义学路径,简述拙见。     

魏晋的九品中正制

汉代官员的后备人才一般由基层公推，将地方公认的贤良、孝廉、直言散谏以及熟习经书的人物，推举给朝廷，以供任用。汉有天下四百多年，基本上实行的便是这种用人制度。     

可操作性家庭暴力概念入法之理由分析

家庭暴力在古代社会体现的是男性家长的特权和权威,通过家礼由家长在家庭内部自行解决。由于当代社会男女两性平等和人权理念的影响颇深,人们已经意识到家庭暴力并非家庭内部纠纷,而是侵犯人权的社会问题,仅靠道德是无法解决的。同时,家庭暴力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问题,因此,从国际公约禁止针对妇女的暴力开始,到目前为止已有40余个国家颁布了反家庭暴力法。我国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虽然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可并未给予定义;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一)》虽对"家庭暴力"给予定义,但与国际公约等法律文件相比其先天存在许多不足。这不仅削弱了反家庭暴力的力度,而且也不利于保护受害者的权利。可操作性概念入法尤为必要。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困境与反思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历经二十余年的坎坷，在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订之后再度陷入困境。2010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决定》，又提出要“明确对民事执行工作检察监督的范围和程序”。一方面得不到立法者的支持，另一方面检察院又想有所作为，那么只能在困境中反思，在反思中寻求突围的路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最大的障碍不是法院的存心阻挠，而是检察院自身。如果不从根源上铲除障碍，制度入法的美好愿望恐怕难以实现。     

浅议儒家法律思想之“以礼入法”

以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大批对理想孜孜以求的儒者，提倡仁、义、礼、治、信，并以其“德治”、“礼治”思想，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及法律思想。古代法律实行“以礼入法”，无论是在立法、司法、执法还是在守法领域，无不体现着儒家思想。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在批判中借鉴儒家法律思想显得尤为重要。     

儒家思想造就的我国法制传统

儒家思想自西汉以后成为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历史的潮流中,治国方略的选择,德治、礼治、人治、法治的论争从未停止过。对法的定义和论述是《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的重要内容,孔、孟儒礼法融合、德主刑辅的法律观直接影响和造就了我国传统社会以人情、礼为最高原则的法制模式。     

礼制与致仕制度

致仕制度是古代行政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致仕的规定基本上是源于礼制,由于礼制不是法制,所规定的老、病、忠、孝等原因的自请致仕,仅是一种道德行为,不能规范社会政治制度,所以需要法律的强制力予以保障。在以礼入制、以礼入法、以礼入政的前提下,致仕制度逐渐向法制化转变。由于受到礼制的制约,致仕制度的法制化进程非常曲折,而在行政包揽一切和“人治”的情况下,致仕制度最终没有完成法制化。     

从《钗头凤》看中国封建“愚孝”

＂孝者,顺其心。＂言行符合父母的心意,时时处处令老人高兴,才是真正的孝道。但有些人并没能真正领会孝道的真谛,偏偏在形式上动脑子做文章。从汉代实行＂举孝廉＂以后,有人为了＂孝廉＂之冠,在孝字上大做表面文章,误导后人出现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所谓＂孝子＂。     

孝廉文化的内在耦合及其当代弘扬

"孝"与"廉"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价值观,强调对个人品德与职业道德的双重价值追求,二者在本质上有着内在的耦合逻辑关系。在孝廉文化体系中,尽孝即为廉,做到廉方能更好行孝。在当代中国,弘扬孝廉文化须刚柔并济,既要把孝廉作为考核官员晋升的重要指标,又要把孝廉文化纳入社会主义廉政建设范畴。     

习惯的韧性：未入法习惯融入制度的法治运行机理

法治建设初期，以政策为主的多元纠纷解决模式将习惯当作化解纠纷的依据之一。随着法治建设的逐步深入，通过顶层设计、立法引导、行政主导的国家构建主义法治建设方案却导致习惯与法治的分裂、习惯与现代化的对抗。尽管经由国家制定法体系的直接或间接确认，多数习惯已以法律规范的形式进入法律体系的内部，从而一定程度上消弭了这种分裂与对抗。但法治实践中依然存留部分未入法习惯，游离在制度规范边缘，一方面其并未获得法治的制度接纳，另一方面又在实践中通过人民调解、司法解释、司法的自由裁量和执法的技术性规避等方式，进入法治运行的各个环节。可以看到，现代法治并没有对未入法习惯的制度融入形成根本阻隔，该类习惯依然是法律解释、漏洞补充，甚至是技术性制度妥协策略中的重要法源。未入法习惯与现代法治的这种复杂的制度和解，充分证明了建构主义法治理论和“自生自发秩序”法治理论解释的有限性，也论证了现代法治与传统根基的不可分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自主发展成为全球法治建设中的独特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