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邻避冲突的成因及预防对策

在我国,邻避设施兴建愈来愈"常态化",而邻避项目的决策者、邻避设施的建设者以及邻避设施周围居民三者公共利益受益程度呈现出不对等性。邻避设施本身具有的负外部性与成本—受益的不均衡性,成为邻避冲突发生的导火索,究其原因,邻避冲突是源于公共利益具有差异性和政府行政过程中目标导向的合法性危机,进一步使政府面临角色困境和行政决策价值选择的困境。政府邻避设施行政决策应该通过合法化、合理化走向法治化,具体路径是实行邻避设施信息公开、保障公众参与权和完善专家论证制度,助推邻避政策的制定、邻避设施的选址等应从封闭性走向开放性,最大程度预防邻避冲突的发生。     

营山县：“五公开一提升”整治“微腐败”

营山县不断扩宽信访举报渠道,创新工作机制,着力规范基层“微权力”,治理基层“微腐败”。在县级部门、乡镇和行政村设置信息公开栏、信息查询机、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将政务村务公开、惠民政策公开、政策执行情况公开,举报方式公开、查处结果及典型案例公开,提升群众满意度。今年以来,共查处基层干部贪占低保、危房改造补助款,村道建设中收好处费等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微腐败”案件65件,给予党政纪处分50人。     

检察机关行政执法监督的法律经济学重述

检察机关行政执法监督机制构建的基本逻辑与路径亟待厘清,相关研究可以从行政执法弊端较为集中的选择性执法加以展开.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引入并不能降低直接执法成本,而是由于构成行政相对人、行政执法主体以及检察机关之间的双重博弈机制,对选择性执法以及由此滋生的间接执法成本形成常态化控制而凸显其法治价值与经济效益.然而,现实中行政执法信息的碎片化生产、分布以及监督者信息能力的孱弱无法支撑双重博弈的有效运作.对此,应当基于大数据思维建立行政执法信息共享平台,并立足激励相容机制实现集约化的信息传递和常态化的监督运作.信息平台模式不仅开辟了当前检察机关构建行政执法检察监督新机制的现实路径,而且其在监督广度、深度和精度上的突破,也将促进检察监督在理念、路径和模式上全面的现代转型,从而迈向"量化监督"时代.     

我国乡村社会治理研究前沿热点分析

以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1997-2015年间459篇乡村社会治理研究文献为数据源,运用科学计量方法对我国乡村社会治理研究领域的作者、机构、来源期刊、基金资助、高被引论文、高频关键词等六个方面进行研究,旨在厘清我国乡村社会治理研究领域的知识结构关系及研究前沿,为我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后续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     

香山脚下党旗红——记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卫市检察院党总支

＂中卫市检察院是全国检察机关队伍建设的排头兵,是全国检察机关党的建设的一面旗帜。＂2017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曹建明在中卫市检察院调研时作出这样的评价。2016年7月,中卫市检察院党总支被中共中央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殊荣。这项殊荣的取得,源自中卫市检察院抓党建带队建、抓党风促作风、抓党务创品牌的一系列创新机制。坚持政治生日＂一卡制＂。对中卫市检察院监察室主任万晓红来说,     

货币政策透明度的理论基础与实践

近年来,提升政策透明度逐渐成为了货币政策实践操作的趋势。针对货币政策出现的这一新变化,系统分析了货币政策透明度提升的理论基础,即预期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动态不一致性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从实践来看,我国的货币政策透明度建设经历了起步期、快速发展期、平台期和快速提升期等四个阶段。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作为宏观调控重要组成部分的货币政策,也应该创新政策工具、转变政策风格,以满足新形势下宏观调控的需要。     

长白法院 听民意 察民情 守民心

“法院人真是老百姓的贴心人呐。”吉林省长白县乡梨田村委会主任朱联办颇是感慨。前不久,他向定期下乡走访的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反映,县政府制定的“村村通”客车政策虽然方便了各村屯群众的曰常出行,却没有告知客车具体的营运路线和时间。长白法院立即派出工作人员积极联系长白县运输公司。目前,运输公司已确定了班车时刻表,并已将相关信息公告全县各村屯村民。     

微信平台辟谣信息传播效果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针对日益泛滥的谣言传播现实,微信打造了由辟谣公众号和与之相关联的小程序所构成的辟谣矩阵以遏制谣言传播。通过对微信平台辟谣信息传播效率和影响效果进行实证研究分析,结果显示,在传播效率方面,虽然用户触达率较好,但封闭式的传播环境使得辟谣信息传播效率低于谣言传播效率;在影响效果方面,微信平台辟谣信息推文点赞量和阅读量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且对公众的影响效果还有待提升。因此,提升微信平台辟谣信息传播效果应综合考虑其内容主题、情感特征、文章位置、表现形式、有无专业查证者等影响因素,同时需要政府机构、传播媒体、广大网民、行业协会等共同参与、协同发力,形成网络谣言立体治理体系。     

网络暴力造成严重后果的利益分析和刑事应对

对于造成被害人自杀等严重后果的网络暴力进行法律治理的传统思路是考虑将此人身利益的侵害进行客观归责,但限于因果关系、责任原则的一般性教义知识,归责的争议很大,法律很难有效展开治理。网络暴力司法意见的征求意见稿将严重后果作为恶劣影响的诱因,意味着可以将严重后果作为刑事法上其他值得重视的利益侵害进行分析。由此,我们从网络暴力严重后果的例外归责,转向常态化地考虑严重后果表征的新类型危害。运用法律确保数字信任的现代方式是：当这种严重后果表征的是社会关系已然遭受的根本性破坏时,这种严重后果不仅可以用以归责,而且可以作为自诉转公诉的程序性条件;当这种严重后果表征的是对网络制度安全的公众信心和信任的严重破坏时,这种严重后果还可以作为入罪量刑的情节、提起公益诉讼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