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法典编纂的一个学术史：1997—2007

1997—2007年间中国法学界尤其是民法学界的关注焦点主要在中国民法典的编纂问题上。这十年间民法学术史完全可以说是民法典的学术史,因此,民法典编纂便构成了描述这十年间民法学术史的关键。为了全面展现中国民法典编纂十年来的学术史,比较恰当的是利用纵向和横向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以民法学年会为例并辅之期刊论文,进而来展现以年代为主线的民法典编纂的纵向学术历程。同时,以十年来中国民法典编纂论争的重大问题为中心,横向上对民法典编纂的学术史进行梳理。通过这样多方位地观察、分析和研究民法典编纂的十年学术论争,我们发现民法典编纂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法典。     

社联与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一个学术史的视角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传播主体,但以往的学者对其关注与讨论得较少。对社联学术史概况进行简要介绍,论述我国学者在社联的概况与组织运作、社联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社联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社联与中国社会问题论战、社联与哲学大众化运动这些问题上提出的一系列观点与论断,肯定前人对社联及其人物的看法,进而说明了研究缺陷与不足之处,揭示未来可以继续探讨的前沿问题。     

试析规范问题的法哲学意义

文章简略回顾了“是”、“应当”、“事实”和“价值”等观念在学术史上的演变以及它们同规范观念之间的联系．并针对规范的性质问题作了初步讨论。一是关于二元框架。“是”和“应当”的分野，或者说“事实”和“价值”的分野，主要是现代问题。传统形而上学是“是”的学问．并不刻意做出上述区分。休谟和康德之后，“应当”分化了出来。     

当代史的治史刍议

涵养学术,讲求的是学有所本,渊源有自。历史学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历代学者都把历史作为涵养学术的必修功课。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对历史最为重视的民族,将历史视为知得失、辨善恶、明是非的镜鉴。中国史学传统源远流长。     

王国维治学方法的当代启示

近代学者王国维治学思想和方法不仅涉猎广泛．而且开拓了众多的学科范畴．在中国学术史上堪称开创型大师。比如王国维关于教育宗旨的论述．即“使人成为完全之人物”。该论述在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次提出教育必须包括智育、德育、美育和体育。王国维能在学术研究上达到如此广泛而高深的造诣．     

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中,为了要深入地阐发中国的社会性质,对中国经济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在论战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揭示了中国经济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将“中国经济”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中心,对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的关系、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状况、中国农村经济的状况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构建了“半殖民地半...     

圣徒叙事的黄昏——以杨兆龙先生文集出版为契机之省思

杨兆龙先生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不可等闲视之的法学大哲,他的9篇文字前时被有心之编者（陈夏红君）抽列编排,以《大陆法与英美法的区别》为名结集,并由北大出版社出版。故贤得以重温,珠玑得由散布,无论是编辑者还是出版者,皆可谓功莫大焉。笔者既躬逢其盛,则于欣慰之外,亦颇有一种诉说的欲望,希望藉由杨先生文集出版的机会,对法学界这几年来逐渐流行的圣徒叙事,做一点热闹之后的或者并不多余的省思。     

“新闻商品性”之争与新闻学术史建构

新闻学在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伴随其成长,出现了多次论争,最具代表性的是三次关于新闻商品性的论争。新闻业在新世纪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朝着更加职业化、专业化演进,同时,对于新闻商品性的理解也更加深入、透彻、全面,为今后新闻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照和启迪。     

读书的要义

读了30多年的书,但真正明白读书的堂奥却是近两年的事。最近几年,我的阅读兴趣从文学转移到了学问。阅读的书籍包括传统文化、古籍藏书、思想史、学术史、历史、哲学、社会学、西方经典、教育学、学人随笔甚至包括一些闲书、杂书。几年来。我不断地买书、读书。     

村治研究的发展轨迹、学术贡献与动力机制——基于1998—20O9年CSSCI检索论文的研究

村治研究是农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关注的重要领域,其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以“村民自治”、“乡村治理”为关键词（精确）检索1998--2009年CSSCI数据库可以得到840篇论文。从学术发展史的视角对这840篇论文进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就可发现村治研究的论域已经从村民自治制度研究扩展到以乡村治理统筹农村政治社会的研究,视角已经从国家转到了村庄与国家相结合;村治研究的学术贡献主要是创造了一批对中国乡村社会有解释力的本土化概念,推进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村治研究的发展动力是“乡土派”的引领和学术争鸣的推动。村治研究的学术发展史表明：创建学术共同体、开展学术争鸣、关注中国问题有利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