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历史逻辑、学理逻辑与实践逻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决世界经济结构性难题的中国方案。其历史逻辑是:国际金融危机后,需求侧为着力点的宏观调控面临新挑战,制约经济发展矛盾的主要方面转向供给侧,实际与潜在经济增长率发生历史性变化,宏观调控因而需以供给侧为重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学理逻辑是:立足需求侧的总量平衡政策难以有效解决经济重大结构性失衡,准确的价格信号引导资源配置是实现结构平衡的关键,以体制机制改革优化经济结构的做法与供给学派存在本质区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逻辑在于:以市场化和法治化的办法打通制度梗阻,为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供准确制度激励,同时以完善和保护产权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创新活力的学理环境分析

中国已经和正在做的是社会创新的综合工程。创新活力的学理环境主要包括,一是营造创新的制度环境,建立创新的界定与评估体系,二是营造创新的思想环境,思想自由是创新的基础,三是关注创新的知识主体,增加知识创新的内生动力,四是建立创新挫折的退出通道和修补机制。     

人的困境的自然向度与人的中介

关注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应当关注人的困境。立足人与世界的对象性关系属人的立场，人的困境是人自己构成的。人自己构成的困境向人的归结，归结向人的中介，因为“人就是人的中介”。人因生活资料源自自然界，其困境首先表达于自然向度。在自然向度，人的生活资料的状况所造成的人的困境，归因于包括观念、工具、技术、活动等等在内的作用于自然的属人的中介。这种归因，不仅展示于自然向度的人的生活资料“绝对匮乏”的历史阶段，同时展示于人的生活资料“相对充裕”的历史阶段。     

司法权对行政权运行失范的控制——对一则行政许可判例的学理链接

兰州常德物资开发部不服兰州市人民政府收回土地使用权批复一案的基本案情如下：1995年9月，原告兰州常德物资开发部与市规划局签订了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得到市政府同意向其出让土地使用权的36号批复。原告于1996年1月与海清公司和泰生公司签订合建楼房合同，至1996年11月，该合同由原告和华欧公司共同履行，其间，毕欧公司违约，原告于1997年8月再次向省高院提起民事诉讼。     

谈邓小平公正思想的学理基础

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的公正观思想基础上,以理性批判的思维论述并实践了公正思想。他主张人人平等的基本权利,反对封建等级思想;主张共同富裕的目标,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主张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同时要注意规范收入分配政策,反对收入差距的扩大化。体现了历史精神、理想与现实相结合的理性精神,也体现了自由、平等和社会合作三位一体的精神。邓小平公正思想具有深厚的学理基础。     

抢劫罪犯罪对象的比较研究

抢劫罪是一种性质严重且多发的犯罪，由于其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多样的表现形式，对其罪质判断带来一定的困难。本文试图从其犯罪对象比较研究这一视角，介绍国外对抢劫罪犯罪对象有关规定与学理之争及与国内的差异。相信通过差异的了解，必将有助于在司法实务中对抢劫罪的整体认识与把握。     

环境公正三题

环境公正的实质是指如何在人与人之间分配自然资源和分摊环境责任,即环境权利与环境义务的对应问题。自从环境公正成为有色种族伸张环境利益的要求以来,环境公正已经扩张为全球环境运动的价值目标和现实动力。环境不公正现象之所以发生,在学理上是由于环境的特性与经济人的自利性不谋而合,在制度上是由于制度自身的欠合理性和落差促成。解决环境公正问题不仅需要价值上的诉求,而且需要制度上的设计。前者关系到环境公正的理论向度,后者关系到环境公正的实践向度。     

文化视角下的区域经济发展路径和模式向度——江南“水文化“与燕赵“风骨“文化比较

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和模式,而不同的发展路径和模式又必定有着不同的文化支撑.江南"水"文化和燕赵"风骨"文化分别造就了苏南模式和河北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本文在对这种文化及其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河北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径和模式取向.     

理论创新的三个向度

能否实现理论创新 ,与理论所具备的知识向度、价值向度和思维向度相关 ,取决于理论三个向度求真、求善和求新的统一。知识向度是理论创新的前提和基础 ,规定着理论创新是否可能 ;价值向度是理论创新的动力因素 ,也规定着理论创新的方向 ;思维向度则决定了理论创新的方式和实现途径 ,是理论创新的保证     

试论中日关系的新向度——以前首相福田康夫对中外交遗产为中心

近年来,从小泉、安倍、再到福田,日本政府都非常重视构成两国关系之潜流的精神和价值理念领域。特别是前首相福田转变了小泉和安倍的"价值本位"外交方向,并从"回归古典"着手,力图通过重构中日两国的精神、价值大厦,使中日关系不仅仅是一种利益、利害关系的存在,而是建立在双方共同理解、追求并能够互相接受的价值阈值的基础之上。这样,中日关系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其脆弱性的一面,从而走得更远。而中日两国在第四个政治文件中就此所达成的共识,即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新向度"。无疑这是前首相福田对中外交的重要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