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新使命开启新征程。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批准了习近平同志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河南打造全国重要文化高地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在许多场合多次阐述了文化强国、文化自信、弘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意义。2016年10月,省委书记谢伏瞻在省第十次党代会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深化文明河南建设,加快构筑全国重要的文化高地。加快文化高地建设,既是推进文明河南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中原崛起、河南振兴,让中原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更加出彩的客观要求。     

不负初心和使命,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北大核心CSSCI

十九大报告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前进的政治宣言,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总动员令,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行动指南。报告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作出最新阐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鲜明地表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强烈的使命意识和高度自觉的担当精神。     

俄罗斯强势复兴及其战略影响

2006年,俄罗斯呈现出强势复兴势头,经济崛起势头强劲,治国理念进一步成熟,外交的自信心与独立性显著增强,军事力量继续提升.强势复兴使普京对俄的国际角色重新定位:在国际政治中,不仅要成为"全球议事日程"的"参与者",更要成为"制定者";在世界经济中,不再做"被剥削者",而要做"得利者";在对原苏联国家关系中,不再做"供养者",而要充当"主导者".俄罗斯复兴及其相应的战略调整对国际格局及中俄关系将产生重大影响.但俄罗斯复兴引起外部强烈反应,俄面临的国际环境未见明显好转.     

清代民族边缘地区宗族组织的形成与乡村社会转型——以鄂西南土家族为中心的考察

以鄂西南土家族社区为例考察民族边缘地区的宗族组织,清代中后期,宗族组织在土著大族的基础上正式形成,并呈现出与汉族社会趋同的特征,在乡村社会中发挥着基层控制的作用,体现了民族边缘地区乡村社会转型的进程。     

关于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几个问题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是60年代后期蒋介石在台湾发起的一项社会改造运动,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习俗等诸多方面,且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及历史背景.该运动对台湾社会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其政治意义远远大于文化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念之一。这一理念的提出,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一是中国式现代化是建党百年来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二是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三是中国式现代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方向的路径;四是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     

从党的二十大看中国共产党的高度成熟与自信

进入新时代,高度成熟与自信成为中国共产党突出的内在品质和鲜明的精神标识。党的二十大报告全面总结了新时代十年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成果,表明党对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的认识愈加深刻,对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认识愈加清醒,对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规律性认识实现了新突破,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了新高度。高度成熟与自信,是中国共产党完成新时代新征程使命任务的重要前提和保证,将极大地提升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奋勇前行的信心和勇气。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党的二十大报告聚焦中国式现代化,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提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作出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新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倍加珍惜中国式现代化重大成果,牢牢把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原则,坚定不移地把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与重大决策部署付诸行动、见诸成效。     

宋代民间物权关系的家族主义特征

中国古代民间物权关系随着各个时期宗族组织形式的演进而呈现不同的时代烙印.宋代宗族组织呈现了两极运动的发展趋向:民间宗族组织继承了唐末五代政治冲击后遗留的小家小户的分化趋势,而宋代在新兴士大夫阶级和皇帝提倡下又出现了聚宗收族的历史潮流.民间物权关系作为相应的法律映象也呈双向发展:小规模家庭成为民间物权关系的普遍性主体,其民事主体资格得到法律认可,表现为其私产处分权自由度的提升,而传统的亲邻优先权必然随之弱化;另一方面,族产作为重建宗族、维系族众的经济核心,法律亦相应增容了族产的形态类别并对其增强了保护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