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人出庭作证难与拒证心态

证人，即知道案件事实，且能向司法机关提供证言．以直接或间接证实案情的全部或部分的人。他们依法提供的证言可直接作为定案的证据，是审判活动中据以定案的数种证据之中最为重要也是最为常见的一种，特别是在刑事诉讼中．它的证明效力及作用更为重要。甚至可以说，若撇开了证人证言，大部分案件的基本事实根本就无法认定，然而，作为定案依据的每一份言词证据须经庭审质证，因此，证人直接出庭作证并经当庭质证而予以确认的证言，无论是从法律意义还是从证明效力等方面都具有毋庸置疑的优势。     

完全依靠间接证据作出有罪认定必须遵循四项原则——兼评辛普森案件庭审中间接证据的运用

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皆不可忽视。有了直接证据材料，一经查证属实，案件的主要事实即可清楚，因此在办案中应当首先努力收集直接证据。同时也绝不能忽视对间接证据的收集运用。在侦查中，间接证据往往是发现犯罪分子的先导，也是获得直接证据的有力手段，还是鉴别直接证据的有效方法，许多情况下甚至可以加强证据的证明力，必要时，完全依靠间接证据亦可认定案件的主要事实。     

康生凭“相面”定案二例

“文化大革命”成就了一大批诸如康生之流的反动人物，他们凭借着自身政治地位和当时特殊的政治气候，在全国范围大搞“逼、供、信”，使无数人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劫难。为了达到“改朝换代”的政治目的，康生等人恶意编造谎言、迫害大批党政干部。在这段暗无天日的时问里，许多人体会了政治的可怕，也有许多人捞取了政治资本。而康生属于后者，他与江青等人勾结，在文革期间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在大量冤假错案的背后，有康生草菅人命的特有手段——“相面”定案。康生定案诬陷干部，不需要任何材料，他只需要自己的感觉经验就能判断被审者是否是“叛徒”。这种荒唐的定案方法集中体现在原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王逸伦两位同志身上，他们就是这样被诬陷的。     

浅谈无定案证据刑事嫌疑人的审查原则和方法

对某些有重大作案嫌疑,但是暂时缺乏有力的直接证据证明其作案的人,称其为无定案证据刑事嫌疑人。侦查实践中加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无定案证据刑事嫌疑人的审查应坚持合法性、客观性、比例性和保密性的原则。审查方法可从以下5个方面进行:从程序角度对审查方法进行研究;转变传统的侦查模式,克服“重口供、轻物证”的思维,多从嫌疑人外围展开工作;完善相关的法律规定,增强政策的感召力、同化力;从调查性询问中找突破口;合理利用侦查测谎技术。     

“聪”字析做人

时下，有些领导一研究事项，就喜欢定调子，一讨论问题就要求不能有“杂音”，结果迫使其他人员只绕圈子，不提意见；光唱赞歌，不讲问题，通过“百鸟朝凤”式的发言把领导的意见变为最终的定案。场面看起来很热烈，会议开得也很融洽，孰不知这样既不能充分发扬民主，也不利于创新思维，给单位建设带来了很大的危害。     

时政新闻“结构性缺失”的实质及其变革（下）

上篇要点:时政新闻以英特殊的重要性和有用性越来越受到读者欢迎,但在我国却出现了时政新闻总量增长与读者真正迫切欲知的时政信息严重不足的“结构性缺失”的矛盾。这一矛盾不解决,新闻改革难言成功。本文通过大量的现象分析,探讨了时政新闻结构性缺失的表现、实质及其变革的途径,旨在还原时政新闻的平衡结构、实现其尊重和维护公民知晓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的功能。在此文上篇(刊于2004年第六期)中,作者阐述了时政新闻“结构性缺失”的表现。     

乔占祥诉铁道部撤销票价上浮决定案

文章从乔占祥诉铁道部“春运”票价上浮案出发，在对国内外有关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划分理论进行一番梳理之后，着重指出，应将二者的划分理论与受案范围的标准相分离，使各自均获得独立地位，这样才有利于学术与司法实践的发展；同时，文章还围绕铁道部是否具有“转送”职责这一问题，对《行政复议法》第7条和第26条所确立的规范性文件行政复议制度提出了作者的见解。     

几种情形下的证据采信

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法官在处理每一宗刑事案件时，都面临着证据采信问题。对证据的采信，目前立法上没有任何原则性的规定，实践中也不可能有统一的采信模式：法官对证据的采信把握如何，对案件处理正确与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官对证据的采信过程，是对证据证明力的判断过程，也是法官对证据如何形成心证的过程：这个过程，它体现了法官内心确信的准则和能力，     

论刑事诉讼中的过程证据

立足于取证过程,无论实物证据还是言词证据,都属于办案人员调查取证的一种结果。而办案人员在调查取证过程中所制作的这些书面记录,则具有过程证据的属性。相对于实物证据和言词证据这些结果证据而言,勘验笔录、检查笔录、辨认笔录等各类笔录证据就具有一种过程证据的性质。确定某一证据是否属于过程证据,主要不是看该证据的表现形式,而应该考量该证据是否对某一调查取证的过程事实发挥了证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