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特殊身份者参与身份犯的基本界限与程度

在身份犯中,由于具备特殊身份的自然人的危害行为才可能侵犯法益,或加重、减轻法益的侵害,因此,刑法典分则将其作为一种特殊的犯罪类型加以规制。但不具备特殊身份者可以与具备特殊身份者共同侵犯身份犯保护的法益,因此,其可以成为身份犯的共同犯罪人。实行犯与正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具有不同的机能。对于无特殊身份者能否成为身份犯的共同实行犯之问题,须根据身份犯的实行行为分别而论。但无身份者不能成为身份犯的共同正犯,否则,"区别对待共同犯罪中的首恶者与胁从者,惩办少数,改造多数"之刑事政策就不能实现。     

教唆行为:共犯行为抑或实行行为

教唆行为的定位问题不仅关涉教唆者的定罪量刑,也关涉共犯体系的发展与完善。传统的教唆行为共犯性理论在共同犯罪的构成要件判断、立法协调性及司法裁定的妥当性等方面,都存在解释论上的困难。承认教唆行为为具有独立构成的实行行为符合正犯行为的判断标准,同时也能有效地消解教唆行为共犯性语境下的诸多尴尬。     

不作为犯的实行行为及其着手之认定

不作为并非是"什么也不为",而是"没有为一定的行为",不作为犯的本质在于行为人未能履行特定的法律义务而构成的犯罪。不作为犯的实行行为之认定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即保证人义务的存在、保证人的不作为具有法益侵害的现实危险和保证人具有作为的可能性。不作为犯的着手的时点应是:违反作为义务的不作为的开始之时,或者是违反作为义务的不作为持续至存在法益侵害的现实危险之时。     

论我国刑法滥用职权罪的实行行为

在我国刑法中,滥用职权是与玩忽职守相对的一种实行行为,具体表现为违规行使职权或者违规超一越职权.其中,违规超越职权,不同于普通人员冒用职权与公职人员非职活动超越职权,而是有其特定的构成条 ..件.公职人员职权活动横向或者纵向超越职权、公职人员职权活动超越不同性质或者同一性质的职权.均属违规超越职权的表现.基于我国<刑法>与司法解释的规定,滥用职权的法定行为方式应为作为,实际中也主要表现为作为."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属于滥用职权罪的加重实行行为.     

被害人承诺的体系定位

被害人承诺属于构成要件阻却事由。其原因在于,刑法的根本任务在于保护法益,法益并非仅指特定行为对象或客体在客观上的完整和存续的状态,而是也包含了权利人依其自身意愿,自主地对其所享有的法益客体进行支配和使用的自由。当权利人通过有效的承诺允许行为人对相应的法益客体进行损害时,行为人的行为就只是权利人对于自身法益进行支配和使用的外在表现,其并不违反权利人的自主意志,从而欠缺法益侵害性。因此,在刑法教义学上,应当认定被害人承诺导致行为人的行为不能造成对法益的紧迫危险,不能再被视为符合构成要件的实行行为。     

论特别认知的刑法意义

完全否定特别认知具有刑法意义的观点,存在问题。认为特别认知只影响故意过失判断的观点,虚化了客观要件的判断。罗克辛客观归责理论和相当因果关系折中说虽然正确地看到了特别认知对客观要件的意义,但都没有准确找到特别认知的“作用点”,扩大了特别认知的作用范围。实际上,特别认知属于实行行为的要素,其功能在于为判断实行行为的危险性提供依据。实行行为的“有意性”为特别认知提供了归属地;实行行为的“危险性”是特别认知的作用点。按照这种理解,可以很好地厘清客观归责理论和相当因果关系折中说的混乱。      

论建立新形势下湖北人口与计划生育投入模式

在我省农村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以及可持续发展背景下,湖北传统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投入模式遇到了挑战,为了有效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保证我省人口与计划生育经费的投入,必须重新构建新形势下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公共财政投入模式。     

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改革中的政治核心作用

在改革开放、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各行各业都随时面临着体制改革、机制转换的实践的考验,对于基层党组织来说,如何发挥其在改革中的政治核心作用,以保证改革顺利进行,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联系铁路医院从铁路运输主业分离、实行社会化管理、走自求生存之路的实际,学习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我们对这一问题有一点粗浅的思考:     

建国以来我国人口政策回顾与现行人口政策分析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一定要顺应人口形势转变的需要,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我国现行人口政策是建国以来人口政策的不断调整和完善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本文拟从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历史阶段人口政策的基础上,分析计划生育政策的利与弊,并探讨现行人口政策的政策效应,最后对中国未来的人口政策提出建议.     

生育权初探

生育权是目前社会关注的问题,也是实践中遇到纠纷比较难解决的问题。生育权是指具有合法婚姻关系的男女依照法律规定享有决定是否生育、何时生育和生育子女数量的权利。侵犯生育权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