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损失要件在诈骗认定中的功能及其判断

中国司法实务对于认定诈骗罪的态度相当克制,理论上则不能仅是为司法实务背书,而应该在重视实务立场的前提下,明确诈骗罪的成立标准。无论是财产概念本身还是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对限缩诈骗罪的处罚范围效果有限,因此,应突出财产损失这样的客观要件在诈骗罪认定中的作用。就损失的判断而言,整体财产损失说的基本框架值得维持,而在处分目的重大背离的场合,则应对这一学说予以修正:确定诈骗数额时,如行为人所得与被害人损失不一致时,应以素材的同一性为标准;以后以诈骗所得偿还前一诈骗被害人时,应以主体的同一性为标准。修正的整体财产说对限缩诈骗罪的范围意义重大,而犯罪成本也可能在必要时予以扣除。     

迈向财政权实质控制的理论逻辑与法治进路

财政权是关涉全社会公共资源的分配利用进而对社会整体利益实现产生重大影响的公共权力,应当运用法治力量加以控制。然而传统财政权控制理论以及由此建立的税收、预算控制机制集中于解决财政权的行使依据问题,强调控制工具应当达到形式理性要求,但对财政权行使结果缺乏考虑,与社会期待的良好治理状态相比存在明显差距。这就需要对传统的形式控制理路进行必要的矫正,实施财政权行使依据的宪法控制,强化财政支出权约束,引导财政控权向实质控制转型。当下,财政权控制的制度变革已经呈现由传统税收、预算的单一形式控制向追求形式控制与结果导向的实质控制并重的方向转型。在此背景下,我国应在推进税收、预算形式控制机制完善的同时,加快实现以结果为导向的财政权实质控制的步伐,以适应现代国家财政活动的控权要求。     

“合理性”标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8(4)条述评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8(4)条所涉及的合理性标准和缔约国的自由判断余地问题,集中反映了国际监督与缔约国主权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任择议定书》起草过程中争议最大的条款。该条款的解释和适用既受到国内法理、公约义务和其他国际公约中的合理性标准三个因素的影响,又与作为适用机构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的一贯立场密切相关。该条款未来的发展和实效,则取决于委员会、缔约国和权利申诉者三者各自的角色定位及相互间的对话与合作。     

基础设施捆绑建设:解决邻避困境的新选择

邻避困境是民众对有危害或危害风险的基础设施采取的抵制其建在自家周围的行动。邻避困境往往引发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对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都是不利的。传统的邻避困境解决方式有公众参与、现金补偿和设施管理三种,这三种方式都有其作用,但也都有局限性。基础设施捆绑建设是解决邻避困境的新选择,与邻避困境的本质相一致、与其成因想对应,与社会公平正义理念相吻合,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实践操作上,该方法可以与现有方法相结合,与现有的实际情况相协调,具有实践上的可行性。     

行政行为及其特征的再探讨

确立行政行为的科学涵义,是运用法律手段调整行政管理活动,健全行政行为法的首要前提.本文对行政行为进行了准确界定,论述了行政行为的主体要素、权力要素、法律要素的完整含义,特别着重纠正了理论界以往对行政行为法律意义的片面认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行政行为的实质特征,详细阐明了行政行为的公益性、执行性、主动性、程序性,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理论界将行政行为的特征和行政行为构成要素相混淆的观点.     

新形势下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发挥实质作用研究

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是一个新领域,既不同于国有企业,也不同于党政机关。新时代必须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积极探索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新途径。党的十九大报告为新形势下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如何发挥实质作用规划了蓝图,指明了方向。要充分认识到新形势下非公有制企业中党组织发挥实质作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针对其中的现实困境,探索具有可行性的对策建议来加以解决。     

内幕交易罪中内幕信息的司法认定

区分内幕信息与谣传、预测,可以从信息来源、是否足以影响一般人作出证券期货交易决定、信息与客观真实的比照等方面入手。内幕信息的形成之日不宜机械理解为相关信息正式确定之日,而应根据不同案情、不同内幕人员等因素实质认定。某事实的发生表明相关重大事项已经进入实质操作阶段、并具有很大的实现可能性,即可认定内幕信息形成。在相关报刊公布内幕信息后,应给予合理的消化时间才能认定为公开。     

从生命伦理学原则的视角谈我国安乐死的合理性

安乐死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但对这个话题的争论却从未停止过,安乐死究竟是不是应该合法化,我们能不能接受它,至今仍然没有定论。然而荷兰、比利时等国家在法律上确认了安乐死的合法性后,又一次引发了大规模的关于安乐死合法化的讨论。文中将从生命伦理学的四项基本原则出发,论证安乐死的合理性。     

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逻辑构造

罪刑法定原则的教科书式解读并不是一种司法逻辑。按照刑事司法逻辑,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与实质侧面有全新的所指。前者致力于对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处罚的形式之辩,后者致力于对法有明文规定未必为罪未必处罚的实质之辩。对于形式之辩,可将其分析为两种辩辞,它们与刑法目的的关系完全不同。对于实质之辩,应着重把握定罪情节的意义和内涵,而其要义则在于规范之辩。     

论电视节目版式的著作权保护

国内外学界对于电视节目版式的版权保护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共识。我国现有的著作权法并没有明确规定电视节目版式的法律保护,国内外司法实践中将电视节目版式纳入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或者合同法进行保护。传统观点认为,电视节目版式被认为是“创意”,性质上属于“思想”而非“表达”,因此被归入知识产权的“公有领域”,不对电视节目版式进行版权保护。然而,电视节目贸易市场日益繁荣,市场中自由交易的电视节目版式带来巨大利润,而这些事实指向了电视节目版式具有独创性和可复制性的特征。电视节目版式是对节目“创意”、“结构”或“情节”的整体而具体的表达,是对规则、程序的具体呈现方式的创造性表达,因此,它不单纯属于“创意”或“思想”,而是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表达。应将节目版式纳入版权保护的范畴,对克隆节目版式的行为明确予以法律上否定性的评价,通过著作权法保护和规范电视节目版式的交易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