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保险免责条款的认定标准

免责条款是确定保险责任范围的重要依据,但我国《保险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均未对其认定标准作出明确规定。鉴于免责条款在保险合同中有着多元化的表现形式和灵活多变的位置,科学界定其实质内涵,是保险契约法面临的重要课题。对此,需要在协调法律规范的冲突基础上,从功能性评价、重要性评价及因果关系评价三个方面进行制度建构。     

平等权视角下刑法涉性别规范的存在基础与反思--以《刑法》第49条“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为切入点

对妇女予以特殊保护的做法具有合宪性,但其限度应当与自然法中的不平等保持“相称”的水平,否则即属于“过限的实质平等”。刑法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以意志自由为出发点,随着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不能想当然地将其视作弱势群体,应当就其所处的阶段、场合具体判定;同时,追求实质平等很大程度上也无需动用刑事手段,作为补充法,刑法只有在性别差异对罪责产生实质影响时才可启动。重新审视刑法中涉性别规范,我国刑法应当走上去“性别标签”的道路,尤其在逐步废除死刑的过程中,避免矫枉过正、用力过猛。     

新形势下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发挥实质作用研究

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是一个新领域,既不同于国有企业,也不同于党政机关。新时代必须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积极探索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新途径。党的十九大报告为新形势下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如何发挥实质作用规划了蓝图,指明了方向。要充分认识到新形势下非公有制企业中党组织发挥实质作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针对其中的现实困境,探索具有可行性的对策建议来加以解决。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的“非法控制”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非法控制"特征经过三次司法解释的修正逐步明确,但由于非法控制的表现形式多样,刑事法律体系既难以给出明确的定义,也难以详尽各种情形的列举。从司法解释的演变中我们可以发现,司法解释一直在通过价值判断要素的渗入,来对非法控制特征予以实质化,并应当根据法益侵害程度来进行综合判断。因此,在个案裁判中应当对司法解释进行再次解释,从"控制"的本意出发,结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经济特征和行为特征,从严把握,不能因为"打黑惩恶"的整体形势而放松对于"非法控制"的认定标准。     

形式刑法观之提倡

当下,随着我国刑法学研究的教义学转型,对于刑法解释方法与立场的讨论如火如荼。其中,"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的纷争与对垒,系刑法解释的"根本之争"。形式解释论要求先审查构成要件符合性,再判定是否实际地法益侵害。而实质解释论则习惯于先从实质上考察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再从形式上判断构成要件符合与否。在入罪与出罪之间,二者立场截然相反。基于两种解释方法的对比分析,形式解释论显然更为合理和值得提倡。     

高校隐性德育课程的实质与运行机制探析

人本性和主体性的内在特征和载体性的外在标志反映了高校隐性德育课程的实质性特征。具备相应的条件是隐性德育课程转变为现实的前提。更为关键的,学校必须形成内在的运行机制才能激发隐性德育课程的载体,使得实存性的载体转化为隐性德育课程并发挥作用。     

实质公平视角下劳方利益倾斜性保护之法律思考

劳资利益的公平分配需要劳资双方相互制衡.劳动力的不可独立性、不可存储性、个体弱势性等特征,使其在与资方谈判中存在先天的弱势性,需要国家给予倾斜性制度保障.但当前我国存在现有制度难以保障劳动者生存需求的矛盾、劳方与资方抗衡的组织需求矛盾、集体谈判制衡性权利缺失矛盾等法律困境.因此,我国需要从劳方生存保障制度之补足、保障劳动者组织的独立性、赋予劳动者组织的制衡性权利等方面给劳方提供倾斜性制度保护,方能实现企业利益中劳资利益分配的实质公平.     

我国刑事上诉利益审查制度的缺失与建构

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具有上诉利益是提出上诉的实质要件,“无利益,不上诉”是判断上诉合法与否的标准,对不合法的上诉,法院裁定予以驳回.社会伦理规范、诉讼经济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等共同构成了刑事上诉利益的理论基础.我国《刑事诉讼法》缺乏上诉实质要件和上诉和益审查制度的规定,相关研究几近空白,实践中不加任何限制的上诉在增加诉累、浪费司法资源的同时,导致二审庭审时出现“控辩错位”的异常现象.为消除以上弊端,应当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关制度的经验,增加上诉实质要件的规定,明确上诉合法性的判断标准,从而推动刑事上诉利益审查制度的中国式建构.     

社会治理建构的反思性阐释

在工业社会中,民主与法治是社会治理的基本框架,然而,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却表现出非常复杂的情况。随着政治与行政的分化,在对政治的观察和思考中,发现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在理论上可以成立的可能性,在现实中,我们所看到的一直是形式民主。而且,在一些国家对实质民主的追求中,走上了专政之路。同时,政治与行政分化后的行政则是在技术主义和法治两条道路上加以建构的。从20世纪行政发展的情况看,虽然民主和法治是一个基本框架,但在行政集权化倾向日益明显的情况下,要求把民主程式引入行政过程的声音也出现了,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性改革运动中,也做了诸多探索。但是,在这场全球性的改革经历将近四十年的时间后,社会治理的状况并未得到改善,反而出现全球风险社会以及危机事件频发的问题。对其进行反思,发现原因在于,没有根据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要求去建构适应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社会治理模式。一旦提出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问题,就会发现,应当以道德作为其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