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与他的“游荡”艺术实验

陕西佳县县城对面的山头叫白云山,白云山上有一个白云观。白云观不是由于建在白云山而得名的,而是因为修庙观时,山顶上常常有白云缭绕而得名。6月中旬,于建嵘“游荡”至此,对这样的道教名观,平素他是一定要去参访的。但是一个电话,让他决定不进观了。原来,一名从佳县走出去的“成功人士”是于建嵘的朋友,得知于建嵘到了佳县,要联系当地的县领导接待。开始“在中国游荡之前”,于建嵘就立下了规矩,“不需要任何官方的接待。”     

南水北调中线供水量达10亿立方米 3200万人受益

截至7月15日,南水北调中线正式向沿线供水达10亿立方米、目前工程运行平稳,水质稳定达标,已累计使3200万人受益。据悉,正式通水以来,南水北调中线建管局水质中心每月监测结果显示,各断面监测结果均达到或优于国家地表水Ⅱ类水质标准,硫酸盐浓度远低于国家规定的浓度限值。     

重大责任事故罪过失危险犯探讨

近几年来各类重大责任事故频发,使得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研究成为关注的焦点。通过对国内外重大责任事故罪危害结果样态差异的比较研究,结合过失危险行为应否犯罪化的论证,建议在我国刑法中增设重大责任事故罪过失危险犯。增设重大责任事故罪过失危险犯,应当研究解决危险结果的认定、危险结果的范围、危险结果的危险构成等具体问题。     

对肖日明侵犯商业秘密一案的法律分析

肖日明侵犯商业秘密一案,存在诸多争议,媒体以及法学界对该案予以较多关注。侵犯商业秘密罪应属结果犯而非即成犯,同时本案并未超过追诉时效,因而应追究肖日明及其所在单位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刑事责任。     

刑事诉讼中人脸识别证据探究

伴随科技发展和人类认识水平的提升,人脸识别证据已被运用于刑事审判当中。人脸识别证据可以在提高证明效率、降低证明难度和强化指控体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实践中,人脸识别证据的运用仍存在法律资格不明、运用方式混乱、不规范等问题。集中体现在：将人脸识别证据作为涉案线索使用,弱化了其证明价值,抑制了辩方质证;将人脸识别证据归入现有法定证据种类之中,掩盖了其特殊性,证据审查规则亦难以兼容;将人脸识别证据列为其他证据材料,导致其法律地位被质疑和法庭信赖偏向。人脸识别证据具备实质性和证明性因而当属证据,由于其并非自始不具备证据可接受性,因而可享有证据资格以进入法庭使用。为消解其法律地位疑惑、保障其规范合理适用、弥合技术与司法冲突,一方面应在规范层面修改法定证据种类的表述方式以破解于法无据问题;另一方面应从法庭准入资格审查、定案根据资格审查以及辩方质证机制构建层面保障其使用规范。     

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

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的直接结果是被施暴者人身伤亡,构成要件结果是危及飞行安全,侵犯客体是飞行安全,主观方面包括故意和过失。暴力包括一切足以危及飞行安全的暴力;在飞行中是指在空中飞行中,不包括在跑道上滑行或停止状态;严重后果是指危及飞行安全的严重后果,不包括直接结果。     

过失犯罪的注意义务法律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刑事司法的进步和发展,过失犯罪问题在司法实践中的占比也愈发重要。本质上,在过失犯罪中注意义务的创设具有多样性;在理论上,注意义务仅仅存在于分则的具体罪名之中,特别是认定注意义务中的结果避免义务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本文将会针对如何确认注意义务在刑事司法中的适用问题加以浅述。     

侵犯商业秘密罪立法完善探析

我国刑法将侵犯商业秘密罪规定为结果犯,给司法实践带来许多困惑.实践中司法机关被拖入重大损失的认定上,导致对权利人保护不力,使一些本应由刑法调整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未得到应有的处理,应改变将侵犯商业秘密罪规定为结果犯的立法模式.     

侵华日军生化基地在黑龙江的罪行与遗留问题

回顾了九一八事变后侵华日军在我国东北地区建立生化实验基地的前因后果,阐述了七三一部队与五一六部队的暗中勾结事件,并通过历史资料表明了其在黑龙江的历史罪行。因七三一部队的残暴行动而导致的受害者及其家属的精神伤害、抗战结束后黑龙江地区爆发大规模鼠疫和因生化基地遗留毒弹所发生的中毒事件等,论证了侵华日军生化基地的遗留问题。本文的目的是为此类事件的后续研究提供相关的研究基础,并呼吁国人铭记历史,警示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罪行并以实际行动处理后续问题。     

重视城乡教育的巨大差距——农村大学生比例下降之后果初探

杨齐福先生在《科举与古代官僚制度》中描述：北宋年间进士,世族家庭出身者仅占12．8％．中等家庭和寒族出身者占87．2％;而明清两代进士大约有44．9％出生于从未有过功名的家庭。潘光旦和费孝通统计清末915名科场中试者．发现41．16％的人来自乡村。中国农业大学是以农村生源比例较高为一大特色的高等院校．10年来城乡新生比例统计结果显示：1999年至2001年3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