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未成年人案件证明问题研究

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隐蔽性强,物证人证少、证据较为单一,证据审查中存在较多难点。注重客观物证的收集审查、区分不同证言采信标准、在“一对一”情形下以被害人陈述为核心搭建证据链条,强化对下指导,进一步统一证据标准,有利于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有效办理。     

监察法与刑法衔接视域下的“监察对象”认定

司法实践中监察对象的认定不明,且因《监察法》与《刑法》严厉程度不同、公职单位监察缺失和监察机关性质不明等,引起了其与职务犯罪主体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差,阻碍了监察程序的推进。对监察对象法律定义中的公权力公职人员从事公务和从事管理四个核心要素的释义,可以建构从行为或身份识别监察对象的标准。对宽打窄用原则的合理适用、将公职单位纳入监察对象以及用监察机关类比司法机关等处理方式,可以在现有法秩序框架下助力监察程序的有序推进。     

浅谈笔迹鉴定的困境与出路

笔迹鉴定作为一门古老的技术,在国内外的司法审判历史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汉字的笔迹鉴定更是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近几十年里,笔迹鉴定却面临着十分尴尬的局面:笔迹鉴定的“科学性”不断受到质疑。对此通过从有关笔迹鉴定的鉴定标准、鉴定方法、量化分析、鉴定人资质与培训考核等方面对笔迹鉴定受到质疑的原因进行分析,并从以上几方面,以及系统检验、鉴定意见的审查质证、证据补强规则等方面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拿宪法说事

2004年3 月14 日下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以高票通过了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做出了学习宪法的部署,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对宪法及其修正案之重视。一部法在制定之后,关键是实施的问题,宪法也有个实施的问题,而且宪法的实施直接关系到宪法的权威和法制的统一。促进宪法实施的一个很好的思路就是拿宪法说事。为什么这么说呢?自我国1954 年宪法以来,直到后来的1975 年、1978 年和1982 年宪法,很多内容都没有启动。例如,1954 年宪法就有关于教育权的规定,但直到2001 年最高人民法院就齐玉苓案件所做的司法解释中提到宪法中…     

司法权视野中的行政合同——以“行政优益权”为基础的分析

行政合同作为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间权力与合意的产物,实际体现为一种受行政权监督的契约关系,承载着双方的利益诉求。对行政合同的过程性分析可得出行政优益权浮现的径路,司法权对其进行调控的标准和限度可达致对行政合同的合法性审查。在传统的公益优先理论面临契约伦理的挑战时,司法权理应在司法最终性与行政自主性各自分工的理念下协调并实现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利益的平衡。由于行政合同制度的理论设计远远落后于社会现实需求,从司法审判的角度促进合作行政的发展,重新培育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信赖关系和利益关系,不失为实现良性的行政目标的又一路径。     

我国程序性辩护的现状和完善

在对抗式司法理念的指导下,加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强化其辩护权以及实现控辩双方平等武装成为刑事诉讼立法的焦点。伴随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程序公正在刑事诉讼法中地位的提高．程序性辩护逐渐进入立法者的视野。《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确认了程序性辩护制度,并构建了相应的配套机制．但是依然存在一定的缺陷,应当从构建司法审查制度和优化程序性制裁机制两个方面进一步予以完善。     

析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诉讼范围之必要性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相对人不得起诉抽象行政行为 ,但随着抽象行政行为的逐渐增多 ,其他非诉监督机制已难以有效地发挥其作用 ,以致抽象行政行为违法实施的现象日渐严重 ,法院审查抽象行政行为势在必行。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 ,宜将纳入诉讼范围的抽象行政行为界定为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 ,且有必要提高相应的法院管辖级别 ;在国家赔偿方面 ,应体现“国家被动提供救济”的原则     

宪法司法化 势在必行

一、实现宪法司法化,保障宪法权威性 所谓宪法司法化,是指当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时,公民可以直接引用宪法的有关条款进行诉讼,法院以宪法的条文作为法律依据判案,即宪法自身具备可诉性。 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一起冒名顶替上学案适用法律问题的请示,作出《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害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认定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