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理论变得更让人亲近——《直面现实的马克思主义》评介

马克思主义具有的科学性、革命性和实践性，决定了它必须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才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永葆其真理的光辉。人民群众也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才会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最终解放自己。因此，马克思主义以人民群众作为物质力量，人民群众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精神武器。从事理论工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促使二者结合得更加紧密。     

以人为本创建企业文化

有企业界人士提出“最有效的竞争是创新，最大的竞争是人才，最高的竞争是文化”，从这里不难看出，企业文化在企业改革和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企业文化建设是现代企业管理的客观要求．     

物权法：社会和谐的重要法律基石

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物权法,符合我国宪法,全面准确地体现和坚持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     

尊重劳动必须客观认识劳动的新变化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尊重劳动的观点,这一观点的提出要求我们必须在深化马克思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客观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的新变化,扩展劳动的内涵和外延,对科技工作、经营管理及第三产业的劳动形式进行研究,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只有在客观认识劳动的基础上,尊重各种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才能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使创造财富的各种源泉充分涌流。     

为亲友非法牟利罪客观方面的认定

为亲友非法牟利罪是修改后的刑法在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新增设的罪名,几年来理论界对该罪的深入研究并不多见,而司法实践中对该罪的认定也鲜有所闻。这种状况无疑是有违立法初衷的,有感于此,笔者特对该罪一些问题做一定探析,以求教大方。一、“亲友”范围的     

好的形式咋成了形式主义

记勤廉日记是干部自我教育的一种形式。干部通过记日记的形式,客观记录自己的勤廉状况,反省自己的行为,可以达到自我反省、自我教育的目的。这一制度的确是一种好形式。但是,现在许多地方都把记勤廉日记作为一项硬     

对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立法方式的合理性探讨

证明标准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的量。不同的证据制度,其证明要求不同。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明标准的规定是“客观真实”。“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具体要求,其制定与实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其绝对确定的倾向性规定也缺乏应有的可操作性。     

作为客观价值秩序的基本权--从德国法看基本权保障义务

德国法上的基本权同时有“主观权利”和“客观规范”两重含义。客观规范即客观价值秩序,表示基本权是一种规范或者价值,各国家机关在履行职权时须遵守和贯彻即为基本权的保障义务。这一概念还与基本权第三者效力、法益平衡及制度性保障等密切关联。这种概念上的差异反衬出我国宪法基本权在理论上重规范轻权利,在实务上重保障轻救济的倾向,且保障也有很大不足与缺失。并且,客观价值秩序中的“价值”一词也提供了一种如何用“去哲学化”的法学方法去思考“价值”的法律含义的契机。     

证明标准建构的虚幻与现实——从考察两大法系国家的证明标准历史出发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衡量法官形成内心确信的尺度.本文通过对证明标准在两大法系国家的统一和分离历史的考察,探讨不同法系确立不同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原因,进而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构建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关于控制不起诉率的几点思考

对于是否应该控制不起诉率的问题。近年来在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均有不同的看法，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种：一种观点是应取消对不起诉案件的比例控制．因为采取比例控制的办法，硬性控制不起诉率，结果可能造成一方面忽视客观实际，容易使罪行、情节相当的犯罪分子因不起诉数量的限制，而遭受不同待遇；另一方面容易束缚办案人员的手脚．过分珍惜有限比例，对哪些该诉、哪些不该诉．举棋不定．执法界限模糊。另一种观点是不仅不能取消、而且还要加大对不起诉案件的比例控制。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败．如果不采取比例控制来加大对检察机关不起诉权的限制．将会导致不起诉权的滥用，进而导致错案甚至带来司法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