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手捧《宪法》维权的前人大代表

47岁那年,她接到上级通知,北京海淀区需要一名人大代表——妇女、中年、非党员、优秀教师,彼时,她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正好都符合条件”。这一当就是27年。她创造了若干第一：第一个手捧《宪法》维权;第一个设立选民接待日;第一个不定期向选民汇报工作。1988年北京市人代会上,她反对政府官员、法院、检察院系统干部参选人大代表,投出大会仅有的两张反对票,并两次弃权,举座皆惊。     

我们为什么离不开宪法——纪念现行宪法颁布实施三十周年

30年前的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现行宪法。这是新中国颁布的第四部宪法,与广纳民意的1954年宪法一脉相承,同“文革”色彩鲜明的1975年宪法、“左”的思想尚未彻底清除的1978年宪法果断切割,     

权利的困惑与无奈——从历部宪法文本考察我国人权保障的阙失

直面历史可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对我国历部宪法文本的研究,可让我们拨开迷雾、深入了解人权保障阙失之所在及其原因。对历部宪法文本的解读可以看出,自清末立宪至今日之修宪活动,中国在宪法制定和人权入宪问题上,始终都未摆脱在功利主义支配下的政治实用主义的纠缠,权利的本来满目被遮掩,权利变成了权力的附庸和点缀与道具,人们对充满了困惑与无奈。当下,为了解决政治实用主义所带来的种种弊端,执政党要及时进行角色调整,要妥善处理政策与法律尤其是宪法与政策之间的关系。     

我国主要伤残评定标准的比较研究

人身损害赔偿问题是司法实践中最常见的民事问题,也是最为复杂的实务问题.长期以来,在理论上、立法上以及实践上对这个问题给予了大量的、广泛的探讨.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相继出台,使得这一问题在法律的层面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完善.同时,随着立法活动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实务界人士,开始关心、关注我国人身损害赔偿制度中深层次的问题-伤残程度的评定问题.大量的审判事实表明:人身损害赔偿中的伤残评定标准,因种类繁多且存在差异,制约、影响着着司法的统一与威严.     

The Life and Authority of Constitutio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norms and reality

影响宪法权威的因素有宪法规范上的原因、司法援引上的原因以及对宪法规范的实施所秉持的态度等,其中宪法规范的稳定性对于宪法权威的影响需要我们掌握正确的宪法稳定的认定标准,这对于维护宪法权威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宪法的权威真正体现在社会生活之中,如何使宪法成为一个活的宪法,使宪法进入司法领域成为裁判的依据,发挥宪法作为法所具有的惩戒性、强制性的功能需要我们既要对现有的制度进行适当的完善,又要切实地落实现有的宪法规范所具有的制度意义.     

宪法的生命与权威———以规范与现实的逻辑关系为视角

影响宪法权威的因素有宪法规范上的原因、司法援引上的原因以及对宪法规范的实施所秉持的态度等,其中宪法规范的稳定性对于宪法权威的影响需要我们掌握正确的宪法稳定的认定标准,这对于维护宪法权威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宪法的权威真正体现在社会生活之中,如何使宪法成为一个活的宪法,使宪法进入司法领域成为裁判的依据,发挥宪法作为法所具有的惩戒性、强制性的功能需要我们既要对现有的制度进行适当的完善,又要切实地落实现有的宪法规范所具有的制度意义。     

中国法治发展的历程与社会动力——纪念82宪法颁布30周年

我国法治建设虽然经历了风风雨雨的曲折和披荆斩棘的艰难,但总体上廓清了法治天空中的许多迷雾,促使中国开始迈入法治初级阶段。1982宪法在恢复和加强民主法治方面有较大的进步,也存在诸多不足。当前的法治状况还有后退之忧。今后法治建设的目标应当由依法治国上升到依宪治国,建设宪政国家。法治改革的动力主要是来自民间的维权活动和公民社会的发展,与党政内部改革派力量结合,上下互动,政治改革与法治进步才有希望。     

知识产权民事裁判的考量因素

一、法律因素法律因素是指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时应严格遵守法律规范,保证裁判依法为之。法律是司法的基础,司法是法律的延伸,法律因素因此成为民事裁判应考量的首要因素。我国实体法与程序法均规定裁判必须以法律为依据。如民法通则第六条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即为当事人的行为标准和法院的裁判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在司法实践中,绝大部分案件特别是常规性案件主要依据法律即可作出裁判,这是由司法的本质所决定的。     

委员长会议之设置和权限探讨

我国宪法对委员长会议的定性为处理常委会的重要日常工作,是适当的,表明其不是决策机构或权力机构,而是处理常委会日常工作的事务性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25条将其职权细化为四个方面也是合宪合理的,但《立法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等对委员长会议的有关规定却超出了处理常委会重要日常工作的范围,有违宪之嫌。在实践中,委员长会议更是权力膨胀,几乎成为常委会的领导机关。     

人权的共同体观念与宪法内在义务的证成——宪法如何回应社会道德困境

当代中国主流权利观念未能摆脱西方自由主义权利理论潜含的道德隐忧,加之与中国集体主义传统的不适,而成为当下社会道德困境的一个助推因素。因此,结合中国实际改造这一权利观念,尤为必要。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在人与共同体的逻辑关联和历史互动中产生的,它内含着共同体伦理。人权的实现,有赖于共同体的正常存续;而共同体的正常存续,又立足于共同体成员履行其对于共同体义务的基础之上。宪法作为共同体存续的根本规则,其核心使命之一在于以宪法义务体系确认那些旨在维系共同体存续、以确保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则。这些与共同体存续基本规则直接挂钩的义务,即宪法内在义务。这一义务的履行,不仅是达到共同体生活目的的手段,其本身也构成共同体成员的生活方式。转型期的宪法应围绕此采取妥适路径回应社会道德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