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转变政府职能的必由之路

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     

我国六十年宪法修改的反思与前瞻

宪法修改是解决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的冲突的基本方式之一。新中国宪法的历程是一部立宪和修宪的历史。我们在修改宪法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考察自1954年宪法以来的修宪历程,并着重剖析历次修宪的意义与作用,在此基础上,通过反思我国宪法修改的经验和局限性,从公民基本权利、国家制度、国家机构和修宪程序等方面提出进一步完善现行宪法的建议。     

习近平法治观念略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就法治建设发表重要论述,阐述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科学水平的目标和路径,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因此,深入理解习近平依法治国理念,就要从大局、大势和大事中,深刻认识依法治国是我国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坚持依宪治国、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不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严肃惩治司法腐败;规范权力运行,切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论习近平依法治国观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就法治建设发表重要论述,阐述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科学水平的目标和路径,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因此,深入理解习近平依法治国理念,就要从大局、大势和大事中,深刻认识依法治国是我国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坚持依宪治国、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不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严肃惩治司法腐败;规范权力运行,切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彰显宪法权威与尊严的有效实施形式——关于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若干思考

宪法权威与尊严的保障的关键在于实施。宣誓是彰显宪法权威与尊严的有效实施形式。构建中国的宪法宣誓制度,必须认真学习并大胆吸收国外有益经验,从中发现蕴含其中的基本规律。我国的宪法宣誓制度设计要做到:敬畏对象是宪,仪式过程要宣;誓词内容规范统一;参加宣誓的对象明确、操作流程规范、形式公开。并在此基础上,出台细致、可操作性强的规定。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与区域秩序重塑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倡议提出至今已历时十年,在双边、多边以及整体实践层面上取得了诸多进展。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典范,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既是区域秩序重塑的现实产物,也反向推动着区域秩序重塑朝着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区域秩序重塑背景下,推动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需要持续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东盟中心地位赋能,统筹发展和安全两大问题,推动中国和东盟所提倡议实现更加紧密的对接。     

国际秩序变动中的“全球南方”与中国角色

作为一个术语,“全球南方”是国际舆论和学术研究中热议和争论的理论问题;作为一种现实,“全球南方”是影响国际格局、世界秩序、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力量。“全球南方”的崛起,既有国际格局新变化的深层背景,也有非常浓厚的大国博弈色彩,同时为深化全球发展治理合作提供了新机遇。金砖国家作为“全球南方”的代表,利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参与全球治理,促推全球治理体系的民主化改革与务实合作。当前,“全球南方”国家普遍不满西方国家试图强加给发展中世界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主张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既是金砖国家的重要成员之一,更是“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还是南南合作的重要引领者,当下则面临着严峻且复杂的国际形势：一方面,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借助分类、拉拢和施压等手段,试图分化瓦解“全球南方”乃至排斥和制衡中国;另一方面,“全球南方”国际影响力渐增,自主发展意识和制度建设加强。鉴此,中国继续坚定不移地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并可基于自身发展经验,不断深化“全球南方”国家之间新型南南合作,从而不断助力全球发展治理新架构的构建。     

印度与新加坡防务安全合作的进展及影响

新加坡是印度在东南亚全方位和最成熟的安全合作伙伴,也是印度最亲密的安全伙伴之一。自提出“东向政策”以来,印度与新加坡的防务安全合作不断深化,主要表现为海军演习的地理范围和内容逐渐扩大,并从海军合作扩展到陆军、空军合作,防务安全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国防工业合作潜力较大。地缘因素、政治互信、战略对接和安全威胁是两国加强防务安全合作的重要驱动力。在美国“印太战略”背景下,印新防务安全合作将不断加强和深化,海上安全合作则是两国防务安全合作的重点方向和支柱。同时,印新战略视野的差异、有关印太地区安全秩序构想的分歧以及新加坡的防务外交传统决定了两国防务安全合作的限度。印新防务安全合作的强化对中国周边海洋战略环境造成一定影响。     

系统观念指导下的人工智能刑事立法研究

系统观念指导人工智能刑事立法具有理论优势,能够避免“技术决定论”在主导立法中走向极端,避免立法决策顾此失彼。在系统观念的指导下,人工智能刑事立法应坚持“三个统筹”:一是统筹安全和发展,应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保障人工智能的发展真正造福人类社会;二是统筹多方参与主体,在人工智能不具备法律主体资格的现实基础下,应合理确定各方参与主体的刑事责任,确定适格被害人;三是统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应在国内立法中遵循法秩序统一性,立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贯通国内立法与涉外立法。     

刚性宪法与柔性宪法概念历史源流考——重读《历史与法学研究》

1884年,英国学者、政治家詹姆斯·布赖斯在牛津大学的两次演讲中首创刚性宪法与柔性宪法概念,演讲记录收藏在他的个人档案材料中,当年出版的《牛津杂志》也有记载。1901年,布赖斯出版个人文集《历史与法学研究》,详细阐述了刚性宪法与柔性宪法概念。布赖斯提出刚性宪法与柔性宪法概念主要是希望化解原有的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分类造成的解释困境与概念误导,超越和取代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概念;同时也是为了回应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提出的“英国根本不存在宪法”论断,为英国宪法辩护。当今主流宪法教科书均会提及这两组概念,但没有说明这两组概念的继承性关系,甚至误以为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概念也是布赖斯首创,亟需澄清。近些年,随着日本修改宪法的呼声不断高涨,刚性宪法与柔性宪法概念再次引起国际学界重视,显示出持久的生命力与现实意义,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