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法典的宪法基础

环境法典的规范基础应当在宪法上予以深刻阐释。我国自2018年以来形成了生态文明引领下的独特的环境宪法体系,实现了环境立宪主义由薄到厚的转变。生态文明需要环境法典作为制度保障,环境法典编纂必须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需求。生态文明体系内含着环境权的保障,环境法典既须对实体性环境权予以一般性宣告,也应完整塑造充分的公众参与机制来实现程序性环境权。环境法典编纂的主要任务是构建体系化的国家环保职责,从而塑造有效的环境治理体系。国家环保职责的法典化建构应当为合宪性解释与宪法审查预留空间,从而通过宪法调适实现不断发展。     

也论行政犯的性质及其对行政刑法定位的影响

行政犯的性质问题实质上是一个行政犯与刑事犯以及秩序违反行为的关系问题,行政犯包括对法益的侵害或威胁,属实质性的违法,是对派生性生活秩序的违反,其理念在行政上的合目的性;而刑事犯的理念在于社会正义;应被科以罚金或其他秩序罚的行政法规违反,并不是对行政法规的直接攻击,而是对顺利达到其行政目的而规定的一定义务(即行政义务)的违背。因而应当根据行政犯的特殊性相应适用与普通刑法的一般原则所不同的行政刑法原则。     

杨兆龙先生“活宪法”思想探析

20世纪国际公认的著名法学家杨兆龙先生认为,宪政不同于纸面上的宪法,它是"活宪法",是实际政治受宪法的抽象原则支配的结果。宪政是"法治国加上法律的民主化",要实行宪政,首先应该实行法治,宪政比法治更重要。实施宪政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要培养"知法"的高素质人才,二要树立尊重并奉行宪法的"重法"风气,实施宪政的中心工作不是"制宪",而在于信仰宪法而见之于实际行为的重宪风气,即"宪法生命素"的培养,但这非一朝一夕之功,有赖于多数人的长期努力。这些宪政思想在今天对我国宪法的全面贯彻实施及宪政的实现仍具有启示意义。     

我国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宪法学释义

在“使用者权”和“权利限制”理论框架下解释合理使用制度的宪法性基础有一定合理性,但也存在不足之处。解读合理使用制度的宪法性基础,应依靠宪法中基本权利限制依据并尊重部门法中已有的法秩序。宪法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依据、合理使用的制度功能及其法定种类,能够证明“公共利益”与“其他公民宪法性权利”是我国合理使用制度的宪法性基础。据此,建议将“免费表演已发表作品”调整为法定许可,“商业性目的”应被纳入“公共场所艺术作品”合理使用的判断标准。根据比例原则,商业/非商业使用判断二分法只适用以“公共利益”为宪法性基础的合理使用,“三步检验法”应以维护权利人使用作品所得收益为适用取向。     

意大利财警打击能源和燃料产品逃税行为

经过复杂而详细的调查工作,意大利特雷维索市的经济和财政警察(以下简称财警)缴获了大量非法贩运的石油,其中大部分来自东欧国家。通过逃避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手段,有组织犯罪团伙在能源和燃料产品的贸易中,回笼了大量非法资本。作为职能广泛的执法机构,财警的工作是维护市场贸易秩序,打击欺诈行为,制止非法跨国贩运润滑油和溶剂(特制燃料)的行为。     

后乡土社会视角下农民集中居住区秩序重建及反思--基于苏北的实证调查北大核心SSCI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及新农村建设深入推进,人口、产业、生态等资源要素在城乡互惠流动的同时,传统乡土性逐渐消解式微,如何重塑后乡土社会地域认同及整合机制是农民集中居住区重建的关键。基于后乡土社会理论视角,从地域空间、组织体系及社会结构维度考察苏北农民集中居住区秩序重建的实践过程发现,完成物理空间整合的农民集中居住区依然不同程度延续着传统乡土社会整合机制,使得现代普遍主义价值取向的地域关联及社会认同机制难以有效建立,后乡土社会样态的农民集中居住区公共性重建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因此,如何突破制度红利型动力机制及行政主导实践逻辑重塑后乡土社会整合机制,就成为农民集中居住区重建地域公共性并顺利过渡到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关键。     

刑事上诉案不开庭审理之宪法学检讨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已明确将事实之争上诉案列为二审应开庭范围,然而二审开庭率至今仍在低位徘徊.二审法院给出的不开庭理由,竟多为早已被废弃的事实清楚,可不开庭之旧规.此做法不仅与刑事诉讼法立法目的相悖,在宪法层面也存在诸多弊端.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启动检察监督、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工作监督,均是现行宪法体系下解决上诉案开庭问题的可行路径.严格司法,应确立和落实刑事案件二审一律开庭审理的改革目标.     

中美全球博弈下的北约亚太化

美国将中国视为全球性的竞争对手,调集欧亚同盟资源予以应对。受美国全球战略牵引,北约转向关注中国挑战,加强与亚太伙伴的横向合作。北约亚太化是“全球北约”的新发展,欧洲盟友在对华政策上向美靠拢,与亚太盟友加强安全合作,增强了联动性。北约亚太化将有助美维护亚太地区秩序和国际秩序,对中国的国际与地区影响力形成制约作用。北约亚太化也面临多重因素制约,俄罗斯因素、北约内部分歧、全球性挑战等都将牵制北约对亚太投入,但在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的情况下,日本和德国将发挥更大的安全作用,日、德军事大国化将冲击亚太和欧洲安全,对地区和国际秩序投下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