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未列举基本权利

正在西方宪法语境中,未列举基本权利是一种重要的观念和方法。其重要性依托于实效性的违宪审查机制,正是通过这一制度平台,一个个具体的未列举基本权利被推断出来,进而深刻影响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比如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修宪程序的困难,以及司法能动主义的兴起,联邦最高法院在未列举基本权利的保障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结社自由、婚姻隐私权、堕胎权、学术自由权、平等选举权、迁徙自由权等,无不是通过宪法解释和宪法判例确立起来的。我国宪法学界对未列举基本权利的研究,     

类宪法现象刍论——兼论广义宪法史观及宪法史学研究对象的扩展

类宪法现象指人类社会近代以前存在的类似于宪法现象的社会现象，它包括类宪法规范、类宪法制度、类宪法意识、类宪法关系。依广义宪法史观对宪法史的解读，宪法虽产生于近代，但也是历史长期进化的产物，宪法史包括近代以来宪法的演变史和近代以前宪法的孕育史，所以类宪法现象也是宪法史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宪法史学不仅要研究西方文化圈内的国家与地区近代以前的类宪法现象，也要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文化圈内的国家与地区近代以前的类宪法现象。     

试论冷战后印度的国际秩序观

印度的国际秩序观是指印度独立以来对国际秩序及其发展变化的总体看法、态度和立场。其形成与发展主要基于印度的国家利益，并受国内因素和国际环境影响。冷战结束后，印度的国际秩序观相应出现新的发展与变化，着力于循序渐进地改变当前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印度的国际秩序观在其政府制定对外政策和指导外交行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当今国际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总体看，其主流是积极、进步的，但由于受主观因素和客观条件限制，也存在着一定局限性。     

宪法视角下的公民财产权保护

公民财产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长期为学界关注，而随着第四次宪法修正案的通过，公民财产权的宪法保护也再次成为宪法学界的研究热点。文章通过界定宪法意义上的公民财产权含义及其规范结构，分析我国现存的公民财产权保护制度的缺陷，提出完善我国公民财产权宪法保护制度的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上）（1949年10月-2009年9月）

1949年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此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9月21日至30日召开。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会议决定国都定于北平，北平改名为北京；纪年采用公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来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国旗为红地五星旗。     

“后查韦斯时代”隐现政治裂谷

目前,在统一社会主义党内部,还没有一个政治领导人深孚众望,即便是特意培养的马杜罗,也与查韦斯的个人魅力相差甚远。"后查韦斯时代"真的要来了。因为查出癌症有复发迹象,2012年12月9日查韦斯前往古巴哈瓦那接受手术治疗,术后感染并发症,有可能无法出席2013年1月10日在委内瑞拉国会宣誓总统连任就职的仪式。反对派为此要求重选总统,但当权派搬出宪法条款,说可以改为在最高法院面前宣誓,"至于何时何地宣誓,应由最高法院决定"。查韦斯临走的前天晚上,在电视讲话中首次表明,如果身体状况继续恶化,     

把人大工作延伸到村和社区

长期以来,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研究工作大都围绕现行宪法和法律、法规进行,很少有破＂法＂的文章。而本文作者结合自己十多年的人大工作实践,突破现行政治体制的限制,大胆构想,不仅提出在乡镇设立人大常委会,而且在全国率先提出将人大工作延伸到村和社区。这一观点很有创新,值得大家思考。此稿旨在抛砖引玉,引起大家的讨论,推动我...     

委员长会议之设置和权限探讨

我国宪法对委员长会议的定性为"处理常委会的重要日常工作",是适当的,表明其不是决策机构或权力机构,而是处理常委会日常工作的事务性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25条将其职权细化为四个方面也是合宪合理的,但《立法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等对委员长会议的有关规定却超出了处理常委会"重要日常工作"的范围,有违宪之嫌。在实践中,委员长会议更是权力膨胀,几乎成为常委会的领导机关。     

重新认识虚假广告罪的法益位阶及构成要件

虚假广告罪几乎沦为一个死罪名,其原因在于相关司法解释对该罪法益位阶的错误认识,并因此难以适当地确立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本罪为侵害复数法益之罪,在其法益位阶上,市场交易秩序为优先序位法益,属个人法益的财产权利的为次位法益,而非相关司法解释确立的与之相反的位阶次序.对市场交易秩序侵害的效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子效应,因此对本罪的构成要件应回归虚假广告罪的刑法本条的规定,选择相应的行为内容,即虚假广告行为的投放持续时间、在媒体宣传的频度、对媒体的覆盖范围以及广告本身的虚假程度等来综合说明本罪的社会危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