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的缓刑适用——以上海市浦东新区188件醉驾案为切入点

对于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适用缓刑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避免了短期自由刑的缺陷,体现了刑罚的经济性,具有积极意义。在适用时应综合考虑被告体内酒精含量,人身财产损失等多重因素。本文认为可以通过建立判前人格调查制度,完善社区矫正制度等来进一步解决目前实践中缓刑适用存在的问题。     

临泉县：调研侦查监督工作

近日,临泉县人大常委会部分组成人员对县检察院侦查监督工作进行专题调研。调研组提出3条建议：加强侦查监督执法队伍建设，充实检察官力量，完善内部管理机制，创造较好的办案环境。保证侦查监督工作高效开展：突出打击重点，适时提前介入，落实宽严相济政策，确保监督质量，实现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密切与各行政执法部门的联系，经常深入各行政执法部门监督检查，认真及时指导纠正一些行政执法部门在执法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做到监督与支持并重、寓支持与监督之中。     

论刑法中的重刑轻刑——以《刑法修正案(八)》为例

刑法是最为古老的一门单行法律法规,以其严厉的刑罚为主要特点,在打击严重违法犯罪行为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我国的刑罚结构以死刑、限制自由刑为中心,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推崇重刑的特色。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文气息也沁入到了貌似没有感情色彩的刑法中,众多国内外学者纷纷提倡在刑法中适当的适用轻刑,伴随着我国最新的《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宽严相济的刑罚已然成为大势所趋。那么在刑法中重轻刑分别扮演着怎么样的作用,二者的关系怎么样,以及我们怎么去处理两者的适用问题呢,是我们不得不去考虑的问题。     

公诉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几个问题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又是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有效手段，体现了以人为本和社会公平正义的理念，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对于有效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承担着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机关，要在司法实践特别是公诉工作中积极贯彻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坚持严格依法、区别对待的原则，既有力打击和震慑犯罪，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又充分重视依法从宽的一面，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贯彻

未成年人是特殊的犯罪主体,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应该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这既能有效地预防与打击未成年人犯罪,又能最大程度地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获得最好的法律效果     

基于刑事审判立场:对刑事和解的理解与反思

刑事和解是自2006年我国正式确立构建和谐社会理念之后、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导向下成为刑事审判工作的重头戏和流行式,同时它又是人民法院能动司法和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的实践模板和基本路径。当前人民法院开展刑事和解工作并非哗众取宠或仅是权宜之策,     

论宽严相济视野下的简易程序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修改了简易程序制度,扩大了它的适用范围,这有利于优化司法资源配置。但新法没有赋予适用简易程序的被告人获得减刑的权利,这不仅不利于保护被告人的人权,而且会阻碍简易程序的普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以它为指导,适用简易程序,将酌定量刑情节作为对被告人减轻刑罚的现有法律依据,以被告人良好的认罪态度为事实根据,有利于保护被告人的人权,充分发挥简易程序的优势。     

《刑法修正案(八)》贯彻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基础是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在"宽"的方面,体现了谦抑性: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犯罪从宽处罚:对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罚;增加了坦白从宽作为法定从宽处罚情节;废除了13个罪的死刑,符合了减少死刑的国际大趋势;社区矫正制度在刑法中正式确立。在"严"的方面,体现了重刑化:提高了有期徒刑数罪并罚的最高期限;延长了无期徒刑实际执行的最低期限;提高了死缓犯减刑后的最低服刑期限;增加构成特别累犯的范围;增加了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也不适用缓刑的情形。     

宽严相济视野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研究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当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适度。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确立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蕴含的从宽理念一脉相承,为未成年犯罪人的再社会化提供了制度保障。法律规范与司法实践之间存在差距,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尚需明确适用主体、扩展适用对象、阐明法律内涵、解决效力冲突、完善封存模式、规范适用程序,并应通过检察监督权的依法行使保障该制度的有效运行。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公诉实践

一段时期来,基层检察机关在公诉工作中积极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实践中,由于受到政策固有的特性、法律和司法解释的不明确、公诉工作考核机制不当和不起诉案件办理程序繁琐、刑事调解制度不完善、抗诉权和量刑建议权运用不足等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该项政策尚未实现效能最大化,还需要进行具有针对性的探索,不断完善其实践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