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的理论解析

理论基础是刑事和解研究的焦点之一。在国外,美国犯罪学学者约翰·R·戈姆提出的平衡理论、叙说理论和恢复正义理论已经获得普遍的共识,成为学界的通说。在我国,由于引入刑事和解制度的时间相对较晚,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问题还存在不同的认识,并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因此,对其理论基础作进一步的解读是不无意义的。     

解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如火如荼的"严打"到现如今所倡导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调整背后映衬出了社会背景的变迁、民主法制的进步,以及法治观念的完善和保护人权意识的增强。施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就是要在法律的框架内,区别对待,宽严结合,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效统一。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行刑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刑事政策是为抗制犯罪而出现的，是国家针对犯罪而采取的防治方略，以行刑为视角，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进行解读与诠释，有助于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导向，重构我国的行刑体制。     

宽严相济判定“制止吸烟”夺命案

为了制止烟民在列车上吸烟，他竟然赔上了一条命。围绕着无罪．故意伤害还是过失致人死亡，律师、公诉人。法官展开了法学理论上的角逐。此时，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为解决这一难案提供了良方……     

刑法谦抑主义指导下的刑事政策观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法治语境中，刑法谦抑主义价值理念体现在刑事政策理论和实践中，就是“合理组织对犯罪的反应”。概而言之。就是充分认识犯罪发生的必然性和恒久性，摒弃运用刑罚消灭犯罪的理想主义犯罪控制目标。确立容忍犯罪现象和一定犯罪率存在的现实主义犯罪控制目标；树立广义的刑事政策观，综合运用多种预防和控制方式“合力出击”抗制犯罪，优先运用刑法之外的其他刑事政策手段，着重发挥刑法的最后手段作用，把教育改善犯罪人作为狭义刑事政策的根本原则；全面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犯罪人，在运用刑罚严厉惩治少数严重犯罪的同时。对于绝大多数情节轻微或者社会危害性程度一般的犯罪，则慎用、少用乃至不用刑罚。以损害最小限度的权利自由为代价，达到最大限度地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的目的，确保社会在有效抗制犯罪的良性循环中健康发展。     

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保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体现了以人为本和社会公平正义的理念,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司法应是社会的良心,用理性、公正、人性化的态度,冷静而敏锐地处理社会纠纷。应当说,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特征,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精神,对于有效地打击和预防犯罪,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将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来阐述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性,并对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要求予以论述。     

看似圆满实牵强

看了《民主与法制》第9期《宽严相济判定＂制止吸烟＂夺命案》后,对法院的判决有些看法。 法官和辩护人在对刑法的因果关系的认识上,都有偏颇之处。邓明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心脏病发作,二被告与邓明的厮打行为是诱发心脏病发作的因素之一,二人的行为与邓明的死亡后果之间具有刑法的因果关系。     

对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司法实践的分析和思考

未成年人犯罪逐年增长和犯罪低龄化是当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一个突出问题,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已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执法理念、审理方式、处罚方式和量刑幅度直接关系到他们将来的前途和命运,也是一直以来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司法机关不断在探索的方向,应该慎之又慎。从检察实践者的视角,以体现人性关怀和司法进步为理念,对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过程中应该如何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采取怎样的审查起诉方式办案、检察机关如何参与建立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社会化体系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和阐述,以期对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轻罪从宽”之质疑——结合轻伤案件的审视

基层司法机关对轻伤案件的处理目前普遍实行“从宽”政策，但片面强调一宽到底，甚至无原则地放弃司法机关对相关案件的实质性处断，有悖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设立的初衷，并且可能造成受害人创伤难以抚平、私力救济需求旺盛和社会治安隐患增加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司法机关在轻伤案件处理过程中应实现轻伤案件与轻微伤案件处理结果的相协调，对轻伤案件首先着眼于从宽处理，切实做到尺度松紧有别，将致人轻微伤纳入轻伤案件被告人的“前科”范畴作为从严惩处的依据。     

宽严相济视野下的审查逮捕质量

审查批准和决定逮捕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一个重要方面,能否正确行使审查逮捕权,直接关系到刑事诉讼能否顺利开展,更直接关系到人权保障功能的实现。由于逮捕是在刑事诉讼尚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