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政治变革脉络分析

中国近代以求善治为变革鹄的。对善治的理解和良善制度的建构必须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和国情,即治之理与国之势必须统一。为实现富强济世,变法为国人眼中之公理,亦为必然之势。求变虽为共识,对治之理、国之势理解和认知上的迥异导致了各派在富强与民权的价值位阶、变革手段以及制度建构上严重分歧。     

信息战训练初探

信息战训练是军事训练体系中的新课目,主要包括电子战训练、计算机网络战训练、心理战训练、情报战训练和联合信息战训练。理论学习、模拟训练、实兵演习是信息战训练的主要途径。提高信息战训练质量,需要构建完善的训练体系,探索切实可行的训练方法,建立科学的训练评估机制。     

刑事审级制度的价值与现状

审级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审级制度体现着一个国家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现代诉讼程序走向人权和法治的标志。本文先论述了审级制度的相关价值,然后通过对我国审级制度的现状论述来证明我国有必要建立三审终审制。     

比较法视野中的中国民事审级制度改革

正民事诉讼审级制度的完善一直是民事诉讼法学界关注的焦点。有鉴于民事审判领域"终审不终"、"同案不同判"现象的频繁发生,民诉法学者普遍主张将现有的两审终审制改为三审终审制。〔1〕尽管关于第三审的具体制度设计存在分歧,学者们达成的基本共识是第     

我国物权法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生效要件的解释与完善

关于船舶、航空器等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既不能类推适用一般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也不能随意超越《物权法》第24条规定的字面涵义范围,把交付和登记作为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而应当按照“登记对抗”的立法宗旨进行目的解释,只有将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作为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才能在特殊动产的多重买卖中出现“善意且对同一标的物享有物权利益”的多个买受人（“善意第三人”）,而为了解决“善意第三人”之间“物权利益”的冲突,《物权法》第24条规定的登记对抗的效力才能真正发挥规范作用。     

理性官僚制对我国转型时期塑造组织结构的启示

马克斯.韦伯是官僚制组织理论的创史人,是现代组织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奠基人。对整个20世纪乃至更久远的未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尽管80年代以来,对官僚制的改革成为世界各国政治与行政改革的主要潮流。如下放权力,减少了中间层次,注重合理性,提高生产效率,接近广大的消费者,力求更加灵活,更加革新,更加富有企业家精神,等等。但理性官僚制通过对三种权力类型及组织形态的分析,揭示了基于合理性法律基础之上的官僚制特征,对于解决我国目前社会转型时期,新旧组织结构交替阶段存在的问题有着一定的帮助。因此,深入研究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理论,掌握其精神实质,对于我国转型时期组织结构塑造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英、法文官考任制度比较

英、法两国都是欧洲的重要国家,文官系统的建设与运行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由于传统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的差别,使得二者在文官制度方面存在着一些不同。因此,有必要对两国考任制度的差别进行讨论,但是讨论的角度并不是单纯的比较具体的考试与录用规则,而是想要发掘一下两国考任制度中具有特色的部分,并且分析隐藏在这些制度之后的决定因素。     

1921年3月:为了工农的利益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持续了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3年的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使苏俄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1920年,苏俄工业产值只相当于战前1913年的13.8%。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让列宁下决心停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推行新的经济政策,让千疮百孔的国家重获生机。1921年3月,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作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13天后,全俄中央执委会一致通过了相应法令。     

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理论在中国行政改革中的适用性分析

官僚制因为适应了工业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为传统公共行政的支柱范式之一。但是自上世纪70年代起,西方各国的官僚制逐渐出现种种的现实困境,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席卷西方世界。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理论谁更适用于中国的行政改革呢?笔者认为目前中国仍然存在着发展和完善官僚制的土壤,但是新公共管理的运行环境发育并不成熟,因此,官僚制更适用于当前的中国行政改革,但新公共管理理论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启示。目前我国行政改革的路径选择是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弥补和完善官僚制。     

自治项目嵌入、共同生产形成与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破解——基于上海市“乐妈园”项目的个案分析

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最近成为研究热点,其具体体现为公共服务脱离社区、公共服务无法精准对接公众需要和公共服务供给中政社协同程度低等方面。上海市“乐妈园”项目嵌入社区后形成了属地化机制,进而激活了社区内部的共同生产机制。一方面,草根项目团队可以借助多元途径准确了解居民需要,通过项目设计环节的共同生产提升服务的精准性。另一方面,项目团队与体制内力量和居民在项目“拆包”过程中开展合作治理,通过项目实施环节的共同生产促进了项目的顺利落地,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从政策意涵上看,基层政府应该在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中发挥统筹作用,通过项目化载体吸纳社会参与,形成政社合作治理,缓解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