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员额制改革研究综述

现阶段,国家对司法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法官员额制改革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牛鼻子”,在加快建设高效公正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近年来已有学者对其进行广泛研究,经过对党的十九大以来法官员额制改革相关研究的全面梳理,本文总结其成效、问题及相应对策,并尝试提出可能的优化路径。     

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理论在中国行政改革中的适用性分析

官僚制因为适应了工业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为传统公共行政的支柱范式之一。但是自上世纪70年代起,西方各国的官僚制逐渐出现种种的现实困境,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席卷西方世界。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理论谁更适用于中国的行政改革呢?笔者认为目前中国仍然存在着发展和完善官僚制的土壤,但是新公共管理的运行环境发育并不成熟,因此,官僚制更适用于当前的中国行政改革,但新公共管理理论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启示。目前我国行政改革的路径选择是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弥补和完善官僚制。     

理性官僚制对我国转型时期塑造组织结构的启示

马克斯.韦伯是官僚制组织理论的创史人,是现代组织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奠基人。对整个20世纪乃至更久远的未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尽管80年代以来,对官僚制的改革成为世界各国政治与行政改革的主要潮流。如下放权力,减少了中间层次,注重合理性,提高生产效率,接近广大的消费者,力求更加灵活,更加革新,更加富有企业家精神,等等。但理性官僚制通过对三种权力类型及组织形态的分析,揭示了基于合理性法律基础之上的官僚制特征,对于解决我国目前社会转型时期,新旧组织结构交替阶段存在的问题有着一定的帮助。因此,深入研究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理论,掌握其精神实质,对于我国转型时期组织结构塑造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自治项目嵌入、共同生产形成与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破解——基于上海市“乐妈园”项目的个案分析

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最近成为研究热点,其具体体现为公共服务脱离社区、公共服务无法精准对接公众需要和公共服务供给中政社协同程度低等方面。上海市“乐妈园”项目嵌入社区后形成了属地化机制,进而激活了社区内部的共同生产机制。一方面,草根项目团队可以借助多元途径准确了解居民需要,通过项目设计环节的共同生产提升服务的精准性。另一方面,项目团队与体制内力量和居民在项目“拆包”过程中开展合作治理,通过项目实施环节的共同生产促进了项目的顺利落地,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从政策意涵上看,基层政府应该在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中发挥统筹作用,通过项目化载体吸纳社会参与,形成政社合作治理,缓解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     

信息战训练初探

信息战训练是军事训练体系中的新课目,主要包括电子战训练、计算机网络战训练、心理战训练、情报战训练和联合信息战训练。理论学习、模拟训练、实兵演习是信息战训练的主要途径。提高信息战训练质量,需要构建完善的训练体系,探索切实可行的训练方法,建立科学的训练评估机制。     

我国人事回避制度的历史沿革

我国古代封建国家的行政体制之所以相对稳定与人事回避制度有一定的关系。封建统治者对严格执行人事回避制度是十分重视的。本文将从人事回避制度的产生背景出发,详细介绍了古代回避制度的主要内容和历史作用,最后对回避制度的现实意义进行了阐述。     

单位行政违法双罚制的规范建构

为强化对单位违法的威慑力,现代行政处罚逐步引入双罚制。双罚制是指对于单位行政违法行为,同时给予单位及相关责任成员行政处罚的法律责任制度。作为一种新的处罚制度,双罚制应从立法政策、构成要件、法律责任三个维度进行规范建构。在立法政策层面,双罚制应采"法有特别规定才适用"的局部适用模式;在构成要件层面,应准确认识单位违法的双重构造,从单位和成员两个维度、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确立双罚制的特殊构成要件;在法律责任层面,应基于组织抑制的合规思路补强单位自身的处罚责任,并对成员应受处罚的身份范围及责任进行适当限缩。     

《民法典》视野下统一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制度的构造

在登记对抗主义之下,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的功能不在于创设一个新的权利,而在于为与担保人进行交易的第三人提供信息以及为确定竞存权利之间的优先顺位提供基础。如此,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系统应以声明登记制为基础而构建。《民法典》就动产和权利担保物权的功能主义立法方法为统一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制度提供了法律上的前提。在维持特殊动产、权利担保登记系统的前提下,统合没有所有权登记的标的物上的担保登记系统,并建立两大登记系统之间的电子链接。统一的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系统应是基于互联网的完全电子化的登记系统,其编制采取人的编成主义,并辅之以物的编成主义,涵盖所有在功能上起担保作用的交易类型。担保权人可以自主在线完成登记和查询,但为防止欺诈登记和虚假登记,担保人享有受领登记通知、请求注销或修正登记的权利,担保权人负有注销登记的义务。     

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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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二战后斯大林的对外政策

二战后斯大林的对外政策大体可以1947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1947年以前, 苏联 坚持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 实行大国合作;1947年以后, 苏联则坚持世界革命, 实行与西方国家的 集团对抗。共处合作是权宜之计, 革命对抗是长期战略, 但二者都是手段。实行共处合作, 是将意 识形态暂时搁置, 推行革命对抗, 则是强化意识形态的对立, 但最终都服从于国家利益这一最高原 则。在苏联的外交目标中, 国家利益居于主要和核心地位, 意识形态只是次要因素。过度追求国家 利益, 使斯大林严重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原则, 成为苏联霸权主义的理论源泉, 也给苏联的 解体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