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金币”券发行始末

孙中山先生毕生致力于推翻封建帝制的伟大事业，多次组织过武装起义。为筹措起义经费，孙中山先生飘洋过海，四处奔波，得到了海外华侨倾心相助，全力支持。如图“中华民国金币”券就是孙中山先生海外筹集起义经费时发放的凭证，也是众多海外华侨支持辛亥革命的有力物证，凝聚了海外赤子爱国报国的拳拳之心，在中国近代纸币债券的收藏研究中倍受瞩目。     

越南李、陈朝时期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

李朝(公元1010—1225年)和陈朝(公元1225—1400年)是越南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两个封建王朝,共维持了近4个世纪。李朝仿效中国唐宋王朝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封建体制,陈朝在李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发展,越南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社会逐步发展、巩固并走向繁荣。在政治经济得到一定发展的同时,越南大力发展民族文化,进入越南民族意识勃兴时期。越南李陈时期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民族意识的勃兴对越南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拟就此问题作一简要探讨。一、民族文化的发展佛教在越南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越南封建王朝建立后,特别是在李朝,佛教被尊崇为…     

孙中山与中国法律近代化

<正> 改造古老的中国,把中世纪的中国建设成为近代化国家,这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毕生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事业。四十年的革命生涯,每一步都留下他为此而奋斗的鲜明足迹。法律近代化是国家近代化的组成部分,是国家近代化这一系统工程中的关键工程。     

回族清官海瑞

海瑞，字汝贤，自号“刚峰”。“海青天”、“海龙五”、“笔架博士”、“海强项”都是他的绰号，前两个来自民间，后两个来自封建官场。正史对其评价是：清廉为官、刚正不阿、不畏权贵、全心为民。他也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妇孺皆知的清官，也是我国历史上众多回族名人中的一员。     

荣辱观与道德实践

荣誉和耻辱是道德中的一对重要范畴；荣辱观是人们对光荣和耻辱的看法。人生以何为荣，以何为辱？对两者的不同理解，便构成了人们不同的荣辱观。不同的人生目的对荣与辱有不同的理解，他们的看法有时是完全相反的。例如，封建统治者鼓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要求妇女从一而终，做烈女节妇。《儒林外史》中的穷秀才面对女儿以死殉夫，不但不制止，反而认为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积极支持女儿的行动，当得知女儿的死讯时，还大笑着说：“死得好!死得好!”这种封建道德的荣辱观不知害了多少人。因此，不同的荣辱观，表现了不同的道德认识，并由此产生不同的道德行为。常言道“羞耻之心，人皆有知”，但是，这种“羞耻之心”或荣辱观念一但颠倒了的话，其行为必将适得其反。     

当下人事管理前提问题检省

建立在科学管理基础上的人事管理存在诸多前提预设。前提预设直接影响或决定着人事管理对策的选择。受科学管理思维的影响,当下中国的人事管理在前提预设问题上存在诸多需检省之处,即:人事管理功能定位问题;人的人力资源化问题;人性假设问题;专业化分工思维问题以及人事管理对象问题等。     

从官僚制到后官僚制——论“效率”与“民主”的行政学博弈

效率与民主及其关系的问题是经典社会学难题 ,同时也是公共行政学的难题。不管是在“效率至上”的传统官僚制时代 ,还是在强调“社会公平、民主”的后官僚制时代 ,“效率”和“民主”一直是行政学关注的焦点。从官僚制到后官僚制这一范式转换就是“效率—民主”的博弈过程。尽管两者矛盾的最终解决还存在实际的困难 ,但是现代公共行政学的实践变革为我们提供了“希望的曙光”。     

公共行政改革视野下的官僚制模式与新公共管理模式

2 0世纪 70年代以来 ,为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行政改革的新一轮浪潮。走向一种新公共管理的实践模式 ,成为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最基本趋势 ,而新公共管理模式由于其内在的缺陷不可能成为一种普适的行政模式 ,只能是官僚行政的纠错机制。官僚制模式因仍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经济社会条件而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 ,但它日益受到人们的批评也说明引进新公共管理模式等纠错机制的必要性、紧迫性。因此 ,公共行政的制度设计不应立足于新公共管理模式与官僚制模式的不相容选择 ,而应立足于二者的相容、互补。实现新公共管理模式与官僚制模式的有机结合 ,是当代中国行政改革的理性选择。     

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对宗教的管理

宗教对于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利益的影响具有两面性,既可以成为他们奴役人民的工具,也可以成为民众反抗封建压迫的工具。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对宗教进行严格的管理和控制。通过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采取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加强对汉地宗教、少数民族宗教以及外来宗教的控制,严厉打击民间地下宗教,严惩宗教队伍中的卖国分子,实现了教权依附和服从于皇权的目的。     

现代公共组织效率析论

对“效率”的追求是现代管理思想的源泉。而公共行政理论在产生之初便借鉴了企业组织对效率的追求。进入上世纪70年代后,随着西方行政改革的浪潮,原有的官僚制体系和“效率”价值取向受到挑战,这与这一追求本身的缺陷及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本文从纵向分析了公共组织效率论的演变,并尝试探讨其反映的对公共行政理论发展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