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官僚的行动逻辑与制度防范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街头官僚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不断地进入舆论和媒体的视线。街头官僚在执法过程中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制度性因素与非制度性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具有不同的强度与不同的层次,大致可以归并为三类:宪政规则变量、集体选择变量、具体操作变量。在多重影响因素的力的平行四边形中,街头官僚展示了双面人的行动逻辑。制度防范之道在于:建立民主自治机制,强化权力约束机制,引入竞争选拔机制,完善激励晋升机制。     

“龙迷心窍”袁世凯

在中华民俗史上，龙的地位相当崇高。它伟岸神圣，法力无边，既有救民于水火的本领，又有至高无上的声威，所以先民们对它十分崇拜.一些封建统治者也看中了这点，极力尊龙崇龙，让龙为己所用。他们或以龙的化身自居，自诩为“真龙天子”；或附会龙的“祥瑞”，编造龙的神话，借以骗取民心，巩固统治地位。在这方面，历代帝王都有“出色表演”，而“短命皇帝”袁世凯的表演尤其充分。     

苏东“异端”社会主义者的反官僚化思想

"异端"社会主义者是苏东国家内的一个重要群体。他们对苏东官僚集团的批判对我们认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有着特殊意义。"异端"社会主义者的论说大体有两类:特权阶层论和新阶级论。他们的思想也有共通之处,即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下思考苏东国家的官僚化问题,都视高度集中而缺乏制约的权力为官僚化现象产生的根源,也都认为苏东国家在消除官僚化现象后应该走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     

破“旧”立“新”:近代思想家以西方政治理念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解构

近代以降,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剧烈碰撞的时代大背景下,中国知识界的先知先觉们在接受西方先进文化中的民主、民权、自由、平等、科学等进步理念后,他们以自由、民主、民权、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异质)为武器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武器的批判.批判的结果引发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一系列政治、思想、文化的“解缚”运动.评价这一思想运动,应秉持同情式的理解和批判式的反思两个尺度.     

政治与学术的张力:蔡元培“去行政化”教育管理思想论略

蔡元培在现实与理想的困顿中追求教育管理"去行政化":对内官僚袪除,强化专家治校,取得很大成就;对外政治抗拒,倡教育独立,但成效了了。蔡元培"去行政化"教育管理思想与实践告诉我们,教育"去行政化"应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构建专业型学校管理文化,实行校长管理专业化;建立服务与监督的府校关系,而不能以反官僚的名义片面追求教育自由与教育独立。     

哭得好也能升官

当官应该德才兼备，择官重在选贤任能。这是古今通用的法则。封建社会的科举纳士，当今组织的选拔考核，都是为此而设。然而，有规则，就有“潜规则”。在官员任用上私定“标准”，暗箱操作，这在封建社会已司空见惯。尤其一些封建皇帝，凭借一言九鼎的独裁大权，在封官上为所欲为，其使用的“标准”也十分荒唐。     

荒唐的禁猪令

盘点中外历史,你会发现不少十分荒唐的法律。这里所说的禁猪令,就是其中的一种。 中国明朝的禁猪令 中国历史上几次荒唐的禁猪令中,以明朝明武宗朱厚照的最为雷人。 爱玩＂猥琐＂的＂潇洒哥＂皇帝 说起明武宗朱厚照来,数遍中国历朝历代的帝王,也很难找到像他一样有特色的皇帝了。明武宗朱厚照是公元16世纪中国的一位封建皇帝。     

书记“暗访”式考察之惑

一旦政治体制存在有规则有责任之名但无规则无责任之实的情况,不仅导致政治体制在实际运作中出现运行不畅、流于空转的危险,而且导致降低执政党和政府合法性的危险。因此,即使现实生活中书记"暗访"的绩效很显著,也不能成为一种常态     

官僚特权集团对苏联剧变的影响

官僚特权集团是研究苏联剧变的重要维度,它在苏联剧变整个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阶级》一书对苏联模式在苏东的实践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将掌权的官僚集团称为"新阶级"。吉拉斯所说的"新阶级"实质上就是指官僚特权阶层。虽然对官僚特权集团在苏联剧变中的作用有不同的意见,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存在严重破坏党的先锋队形象,破坏了党的政治合法性;也成为改革苏联模式的的障碍和阻力,阻碍了社会的全面发展。可以认为,苏联特权集团的利益取向直接加速了苏联解体。     

非正式官僚、不完全行政外包与地方治理的混合模式

在地方治理实践中,正式官僚与非正式官僚共生共存的现象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在行政发包和契约外包理论的基础上,建构一个不完全行政外包的理论框架,借以揭示地方政府治理的混合模式。这一治理模式跨越政府组织边界,融合行政发包与契约外包的要素,同时在政治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降低行政成本,有效地缓解治理风险与治理效果之间的张力。通过对S市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的分析,本文阐述地方政府不完全行政外包的组织运行逻辑,并就其预期与非预期后果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