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公民社会与环境治理体制的发展

环境公民社会是公民及公民组织依据环境权益,积极介入和影响政府,企业等主体的环境决策和治理行为的公共领域及运行机制.中国的环境治理由原来的政府主导模式逐渐引入了环境公民社会元素,从而促进了环境治理体制的发展.环境公民社会中,公民环境参与和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机制,对环境治理体制起到了不同的促进作用.环境公民社会的完善和发展是环境善治实现的基础.     

从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探索与认识的曲折历程——建国60年来一个重要经济学问题讨论与发展的历史轨迹

商品经济是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的统称,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调节实现社会资源配置的经济体制.我国改革开放前虽也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但市场不起调节经济从而不起资源配置的作用.我国有一个由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与实践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的过程.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南方谈话,突破了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作为经济制度的范畴,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斯大林派特使考察井冈山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5个月时,斯大林急需翻译毛泽东著作和诗词．便派汉语翻译家费德林来中国井冈山实地采访体验,了解《西江月·井冈山》一词的现场环境。江西吉安地委书记李立全程陪同,走访大小五井和五大哨口,拜谒烈士陵墓,欣赏袁文才墨迹并会见其妻谢梅香．访问革命老人邹文楷和余振坤,深入考察举世闻名的黄洋界哨口。     

德国供应链人权尽职调查义务立法：理念与工具

2021年《德国供应链法》是近年欧美供应链人权与环境保护立法的典型代表。该法既体现了德国纠正供应链人权保障软法机制失灵的客观需求,也展示了其在该领域树立“德国样本”的主观意愿。规制理念上,该法选择强制性特别立法的方式将人权与环境权益之保护纳入立法目的。实施上,该法依赖监管部门的公共执行机制。规制工具上,企业供应链一般性尽职调查义务与类型化的具体行为义务构成核心实体工具,而特别诉讼担当、联邦经济与出口控制局的监管职权和行政惩罚措施构成了核心程序性工具。影响上,该法规定的法律义务会通过合同、行为准则等方式进行“传递”,不仅将提高中资企业合规成本与诉讼风险,与我国《反外国制裁法》形成冲突,而且也会诱发跟随性立法,威胁我国供应链与产业链安全。对此,微观层面,需要完善企业合规制度,依法保障雇员权益,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宏观层面,则应完善我国涉外法治体系,强化《反外国制裁法》的实施机制,遏制《德国供应链法》的不当域外适用。     

中欧绿色合作伙伴关系探析

中欧领导人在2020年宣布建立中欧绿色合作伙伴关系、创立中欧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机制,这成为中欧绿色合作的一个里程碑。中欧领导人的政治领导是打造中欧绿色合作伙伴关系的根本保证,中欧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机制等制度则是推进中欧绿色合作伙伴关系建设的重要支撑。中欧绿色合作伙伴关系日益成为引领中欧合作的新引擎,正在丰富、深化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然而,中欧绿色合作伙伴关系建设面临领导权摩擦、发展空间竞争等挑战。展望未来,深化中欧绿色合作伙伴关系建设的关键在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与《欧洲绿色新政》的有效对接,充分发挥中欧领导人的政治领导作用,实现中欧双方中长期绿色发展战略的互动和协同。     

市场经济中的行政监管责任研究——以欧典地板事件为例

"欧典事件"暴露出行政监管部门的失职问题,有效的解决方法就是使权力由单向形式改为双向形式,即使"权力与责任相统一",使"有权力者必有责任".     

中国外资流入再创新高的原因及意义

2021年,我国在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依托超大规模市场容量、完备的产业体系等有利条件,持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外资流入再创新高。这不仅有利于增强外资企业在华长期发展的信心,有利于外资企业深度参与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利于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也有利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下一阶段,我国仍要毫不动摇地把持续扩大外资市场准入、引导外资更好融入新发展格局等工作做细做实。     

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一览

改革开放以来,适应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各方面工作不断深入的需要,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不断推进,构成40年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重要内容。     

环保公益诉讼期待法律突围

虽然此前我国山东、四川等地检察机关也曾提起过环境公益诉讼的个案．也都产生了良好法律和社会效果,但是由于法律制度层面的缺位。目前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仍然举步维艰。     

中国环境立法的地方经验——以武汉和深圳为例

地方环境立法在具有合法性的基础上,同时以追求地方特色为价值取向,这就形成了我国环境立法的地方经验。武汉与深圳是比较研究的两个样本,在地方环境立法数量上的对比中,可以看出规章形式的灵活以及两市环境资源压力的不同;在地方环境立法修改的比较上,可以发现法律清理的周期性规律,以及透过修改内容所反映出的两市立法主体能动性的不同;在分析地方环境立法的地方性特色时剖析了两市不同特点的现实根源。通过对两市地方环境立法异同点的分析,力图反映我国环境立法地方经验之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