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的北洋军——以士兵群体为主要研究对象

在辛亥革命中,作为北方地区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北洋军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革命的命运。北洋士兵的意识是多样的。表现在革命初期就是军中有袁世凯的支持者也有发动起义响应革命的反清志士,更有混水摸鱼,从中渔利之徒。然而北洋军最终支持袁世凯,成为其纵横捭阖棋局中的一枚重要棋子,其主要原因是南北议和过程中南方对北方轻视,导致南北之间的隔阂与对立。同时,辛亥革命引发的社会、政治“动荡”使北洋军担心革命会影响到自己的利益。袁世凯利用北洋军人的这种心态将自己树立为稳定局势,保证北方利益的代表,从而为自己篡夺革命果实奠定基础。     

制度的限度与政治的自然状态——试论亨利二世与托马斯·贝克特的政教之争

从11世纪中叶至14世纪初,政教之争在欧洲政治事务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亨利二世与托马斯·贝克特的争执及贝克特的殉道是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政教之争并非世俗与神圣之间的矛盾,倒是意味着将所有具体问题抽象为原理间的对抗,它并不意味着俗界权贵与教界权贵的两分,而是要求各界、各地权贵普遍分裂.既在原理的旗帜下集结,又按各自的历史积怨和现实利益划分敌我,灵巧地在阵营间转变,动用制度内外的一切手腕重新分配权势.在这个意义上,亨利二世与托马斯·贝克特之间的争执,并非为后世自由宪政开启一扇门户,相反,正是由于建立起一套足够强韧的制度以容受各类争执,民族国家才超越过去诸多政制,克服政教之争等政治自然状态的反复发作,成为欧洲近代政制的首要形式.     

试论我国的赦免制度

从目前存在赦免制度的国家来看,适用赦免可以起到稳定社会、安抚民心和节约司法资源等作用。由于我国民众思想上深受传统法律重刑观念的影响,法律上缺乏明确的实体和程序规制以及当前严峻的治安形势,我国赦免制度的实施举步维艰,逐渐被虚置。我们应完善赦免制度,营造出一个能充分发挥赦免功效的法律体系。     

从哈贝马斯理论看国民之争问题

国民之争问题在中国日益突显,这既是一个历史问题,又是一个现代性问题。现代性加剧了个人与国家的疏离,尤其在全球化经济环境下,个体自由与整体和谐的冲突不可避免。哈贝马斯在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外建立新型政治经济哲学,即话语政治,并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开创出公共领域。哈贝马斯将社会结构区分为系统与生活世界两部分,用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方式,并借助公共领域这个中介,协调两者间的矛盾。于是,国家维护系统权力,公民维护社会规范,在权力与规范的对立中,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为国民之争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协调方法,也为我国经济领域的国民之争问题提供了解决的思路。     

公共行政学：管理还是政治？——西蒙-沃尔多之争评述

公共行政学百年历史上,有两条彼此冲突却又相互支撑的路径：管理主义取向和政治哲学取向。前者强调将行政科学化,用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研究公共行政。后者主张学科的多元化,并强调公共行政学离不开诉诸哲学价值的规范研究。西蒙是管理主义途径的代表,沃尔多是政治哲学取向的领军人物,他们俩曾就公共行政学的性质、学科身份、研究方法论等展开过激烈的论战。回顾＂西-沃之争＂有助于理解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历史与科学内涵,有利于更好地把握我国公共行政学目前存在的种种不足。对这些不足的改进,是我国公共行政学健康发展的不二法则。     

大清刑律草案签注考论

1907年大清刑律草案签注是研究《大清刑律》和"礼法之争"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本文利用诸多历史文献,对1908—1909年之间,中央部院、地方督抚的签注做了系统梳理,考证其文献来源、整理要点、上呈过程和表现形式,澄清以往研究中不清楚甚至错误的地方,辨析了签注的形成过程及其中的倾向性意见,分析了签注在《大清刑律》制定中影响和作用有限的原因.1907年大清刑律草案作为沈家本在法律领域贯彻"思想革命"的代表作,其得失是与政治领域的立宪运动同步的,由签注所引发的"礼法之争"的本质不是中西、新旧之争,而是法律领域"改良还是革命"的"主义"之争.1907年大清刑律草案既与中国自身的状况相脱节,也不符合法律自身的演进规律,是一次有着严重缺陷的立法实践.     

从“孟尝擅齐”看六国权臣专国之弊北大核心

孟尝君专擅齐国大权多年,刚愎自用的齐湣王登基之后,不愿接受“老臣”擅权的既有格局而致力于强化君权。他们两人的“各行其是”激化了君相之间的矛盾,导致齐国政治气氛空前紧张和恶化,并且祸延列国外交大局,“国际形势”为之大变。“弱燕破强齐”,致使齐国元气大伤,齐、秦两国的平衡局面被打破,六国联合抗秦的大局遭到严重削弱和破坏。“君相之争”的客观后果是齐国内政不修、外交失败,齐国政权一度濒临覆灭的危机,孟尝君所代表的宗室贵族把持国政的政治体制对此应负不可推卸的责任;齐国政局危机爆发之时,毕竟是在齐湣王排斥了孟尝君而大权独揽之后,故误国罪责他应该分担更多更大。齐湣王本来就是德不配位的统治者,却又刚愎自用、自以为是,最终导致国破身亡的悲剧发生。孟尝君“擅齐”的行为及其引发的后果,恰好为韩非所警示的明君必须防止出现大臣专断国政之说,提供了最典型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