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之荒诞：宁用淮奴 不用湘才

晚清最突出的朋党之争,是湘准党争。以李鸿章、左宗棠分别为首的湘淮两党,不顾外敌压境,在窝里斗方面不遗余力,乃至衍生出丁汝昌叶志超无能之辈去前敌“挑大梁”,毁人又毁国。     

美国遏制思维的历史演变与理论逻辑

美国意图将中国视为国内政治衰败的“替罪羊”和全球化负面冲击的“背锅侠”,并推出“规锁”战略企图将中国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将意识形态冲突内化为不公平竞争、政府补贴、国有企业、劳工权益等“技术—贸易—产业”问题,其遏制思维充满悖论,违背了时代潮流和世界公意。中国化解遏制之道,是将外交战略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普世价值,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钦定大清刑律》新研究

本文利用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复原了《钦定大清刑律》从1906年的预备案到1911年的钦定第六案共七个法案的编纂历程，辨析期间的变革、修订情况，发掘出一些鲜为人知的典故。法典修订论争中新旧两派的区别并非绝对泾渭分明，而且新派在立法中无视程序要求的做法也极为不妥。     

刑法解释论的主要争点及其学术分析*--兼议刑法解释的保守性命题之合理性

当下我国刑法解释的主要争论是刑法的主观解释与客观解释之争、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之争。其内核在于如何合理权衡刑法的秩序维护与人权保障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还包括刑法立法公正与刑法司法公正之间的紧张关系）,以最终达致某种最佳价值权衡状态,其中至为重要和关键的价值权衡原理是在适当照顾刑法的秩序维护机能的前提下尽力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以及个别公正、实质公正）。刑法解释的保守性命题的主要内容在于：在入罪解释场合下,为侧重贯彻刑法人权保障价值,应以刑法主观解释和刑法形式解释为原则,且原则上不得以刑法的客观解释和刑法的形式解释为由对被告人入罪,而仅谨慎地准许例外的、个别的且可以限定数量的客观解释与实质解释对被告人入罪（以适当照顾刑法解释适应秩序维护价值之需要）;在出罪解释场合下,为侧重贯彻刑法人权保障价值,应主张准许有利于被告人出罪的刑法客观解释与刑法实质解释这样一种常态化刑法解释立场,原则上不得以刑法主观解释与刑法形式解释反对有利于被告人出罪的刑法客观解释与刑法实质解释;刑法解释的保守性命题承认刑法（立法）漏洞并坚定地反对通过解释性填补而将行为人之行为解释入罪（但不反对通过解释性填补将行为人之行为解释出罪）,同时主张要防止解释者将某些已有规定误解为“刑法漏洞”而出现该定罪而不定罪的情况发生。可见,刑法解释的保守性具有十分重大的刑法解释论意义,是一种较为科学合理的刑法解释论命题。     

清朝来华耶稣会士卫方济及其儒学译述研究

“四书”域外传播史是“中学西传”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课题。结合“礼仪之争”这一时代背景,可对比利时来华耶稣会士卫方济的儒学译介成果进行梳理,重点关注他于1711年在布拉格出版的儒学典籍译著《中华帝国六经》（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assici Sex ）。进而以该书《中庸》译文为例,比较卫氏译文与其他拉丁文译本之间的异同。一方面勾勒出16-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对儒学典籍翻译与阐释的基本路径;另一方面着重探讨卫氏译文的独特之处及个中缘由。     

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历史反思

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与西方文化的接触,这次西学东渐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本文从西学传入、西学中源说、罗马梵蒂冈教廷与清政府的礼仪之争等方面,对这次西学东渐做了一个历史性的总结与反思。     

明清时期赋比兴表现手法的探讨——兼论唐宋诗争

赋、比、兴是自《诗经》以来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影响中国数千年.继汉魏六朝之后,明清时期又掀起关于赋、比、兴讨论的热潮.但与汉魏六朝单纯探讨各自特性不同的是,明清时期的讨论几乎都与唐宋诗之争发生关联,各类宗唐派人士在斥责宋诗弊端的同时,均把唐宋诗之别看作是表现手法的差异,从而将论争引向深入.从明代开始的辨体至此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宗唐派以后的文体观念大致不出这个范畴.事实上,自《诗经》以来,赋法也是诗歌表现的一种重要手法,从来没有脱离诗体而仅仅体现于其它文体.故无论赋比兴何种创作方法,根本在于触情而出、即事而作,而不是单纯强调其中任何一种.     

新思潮激荡中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荡,中国人民有了新的觉醒,特别是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不断探求改造中国社会的新方案.在这一过程中,各种新思潮纷纷涌现、竞相斗胜.但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的阵营也逐渐发生分化,出现了以什么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激烈论争.其中,胡适挑起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遇到的第一次重大挑战.     

俄罗斯反腐狂潮里的权力之争

不久前,俄罗斯接连对三起重大涉腐案件启动刑事调查,而俄媒体也不断地跟进追踪报道,这不仅引起了俄罗斯老百姓的广泛兴趣和纷纷议论,而且更引起了俄政治分析家们的深度解读和大胆猜测。     

“马克思与正义之争”及其唯物史观下的消解

“马克思的非道德主义”和“马克思的道德主义”是在“马克思与正义之争”这场争论中所形成的两个派别。“马克思的非道德主义”者主张马克思是站在非道德的立场上,依据正义的社会决定标准认为资本主义不是非正义的。“马克思的道德主义”者认为马克思是基于一定的道德立场建立其正义理论并批判资本主义为不正义。“正义之争”的实质是争论双方都片面地理解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懂得唯物史观已经将两种立场的对立消解于自身之中,因此两个派别应该在较量中相互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