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形态纷争到目标趋同——对改革开放以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种理解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最初的何种形态能更好地体现和代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的“形态之争”，逐渐过渡到近些年形成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来走向”，而这些争论和走向的背后，实际上又蕴涵了这样一个“共同目标”：发掘和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和当代意义。     

半世纪前的“土洋”之争对中国民族声乐发展的影响

分析和研究半个多世纪前声乐界的“土洋”之争对中国民族声乐发展的影响,可为深入理解中国民族声乐继承与发展的关系问题奠定必要的前提与基础,进一步促进中国民族声乐不断更快、更好的发展。     

中美芯片之争:现实、逻辑与思考

芯片是国之重器,是关系到国家发展与国家安全的核心技术。数十年来半导体芯片技术的发展,从根本上影响和重塑了全球经济。早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就开始打压、围堵中国芯片产业。拜登总统签署《芯片与科学法案》,进一步采取措施增强美国在芯片领域的强势地位,阻止中国芯片业获得或制造高端芯片,对中国发动芯片战。彻底封杀中国制造高端芯片及其生产设备的能力,是美国打压中国的主要目标。中美芯片之争是历史逻辑(冷战思维)的强化和全新表现。我们要想在芯片技术上不被“卡脖子”,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最根本的还是要依靠自力更生和科技创新,同时也与世界上可以与之合作和交流的各国芯片设计、制造企业积极开展互利双赢的合作,实现技术突围。     

均衡话语权:公共政策合法性的保障--从"郎顾之争"看我国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

由"郎顾之争"所引发的关于国企产权改革的争论,将公共政策所具有的价值取向显现出来."郎顾之争"首先表现为话语权问题,而话语权与利益是紧密相连的.作为分配社会利益的公共政策,其制定过程中正常的利益诉求以及合理的目标直接决定了政策的合法性.最后本文对我国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进行了探讨.     

布伦纳的政治马克思主义评析

罗伯特·布伦纳是所谓“政治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一方面,布伦纳的思想对正统马克思主义来说可以说是异端;另一方面,布伦纳的“政治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等基本原理,因而又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衣钵在西方的真正继承者。本文主要围绕布伦纳关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和“战后资本主义现实”问题的研究,对他的政治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一介绍和评析。     

政治哲学视野下的政治教育主客体之争

政治教育旨在塑造、培育人,而教育者和教育对象都是社会的能动的个人,由此决定了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的复杂性.一方面,严肃的政治性和鲜明党性,使政治教育有着不可模糊的主客分际,在特定意义上主客之分也即政治立场和党性原则之分.另一方面,政治教育是做人的工作,要求充分尊重、发展、实现对象的主体性,因而是一项主客交错互动乃至相互转化的复杂工作.为此,既不可因严明的主客分际而否认主客之间的交错互动,也不可因主客体交错互动而抹杀主客体之分,如此方能既契合于政治教育的严肃政治性,又切合于其主客体关系复杂性.     

从“昭君怨”到“帝王悲”——《汉宫秋》对忠奸之争模式的借用与升华

《汉宫秋》借助于人们一般用昭君之“怨”来解读“昭君和番”故事的接受心理,采用惯见的忠奸之争模式来结构全剧。通过转移角色视界,将叙事焦点集中到对汉元帝契约型心态的敞亮和心灵深度的发掘上,使《汉宫秋》超越了一般的忠臣悲剧而成为一部真正的人生悲剧。     

昭君自有千秋在

公元前52年,因权力之争,呼韩邪单于被郅支单于打败后来到长安,汉宣帝给予了极高的礼遇,并派一万骑兵、赠粮食三万四千斛,护送呼韩邪单于返回漠南,使其日益强盛起来,并帮助呼韩邪单于征服了其他各部,巩固了王位。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再次来到长安,提出和亲请求,汉元帝欣然应允     

金尼阁的语言学思想和礼仪之争

1610年后，在华耶稣会会长龙华民在耶稣会内部掀起了著名的“礼仪之争”，它的一个核心问题，即是 Deus 的中文翻译。拉丁文 Deus 有两种译法：意译和音译。龙华民和其他一些传教士支持音译，而金尼阁则支持意译。本文通过对金尼阁的《1610年中国年报》、《1616年给耶稣会总长的报告书》和《西儒耳目资》三份历史文献的分析，从语言学的角度，来探讨金尼阁与“礼仪之争”的关系，特别是他对于 Deus 之翻译问题的看法，以及原因。本文并不赞同将“礼仪之争”简单地归之于欧洲传教士如何理解和对待中国文化的问题，它更是欧洲传教士如何对待欧洲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之间关系的问题。     

争论中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学”

西方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法学问题的争论 ,包括两个大的方面 :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评价问题 ,涉及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系统性、统一性和价值问题。二是对马克思主义法学中的基本问题的态度 ,包括法与经济关系的理论 ,法的阶级性理论和法的历史发展问题。当然 ,对前一类问题不仅仅是认识问题 ,也有个态度问题 ;对后一类问题也不只是态度问题 ,同样有个理解的问题。一切严肃的资产阶级法学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在这些问题上尽可能充分地表现他们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