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受教育 发展上水平 群众得实惠——自治区党委领导联系点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巡礼

3月17日,随着第一批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完成,第二批学习实践活动紧接着启动。根据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部署安排,我区第二批学习实践活动时间为3月始至8月止,主要在市县机关、国有企业、高等学校开展。扎实搞好第二批学习实践活动,是积极应对     

法治进行时——聚焦防灾减灾法制体系建设

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在防灾减灾法制建设领域,从单行立法到综合性立法,法律的系统性、程序性不断提升;从国家到地方,随着立改废释的进程,灾害应对的血泪与汗水铸成了一项项法律条款;从对国内外历史经验的借鉴到对现今社会力量参与的容纳,立法大的开放将法律精神潜移默化"润"入民众的思想观念。在这个"深化改革"与"推进法治"相碰撞而产生的历史契机里,了解防灾减灾法制体系建设的进程并不断推动其发展,可谓正得其时。     

《京都议定书》与国际环境正义

1997年12月,经过旷日持久的艰苦谈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终于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议定书第一次为发达国家规定了明确且具有约束力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议定书终于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世界各国环保人士认为,议定书的生效是国际环境保护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但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研究表明,在2020年前,京都机制对稳定二氧化碳浓度所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     

区域经济一体化对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冲击——兼论WTO的应对改革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区域主义”和“多边主义”的并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来势汹汹,对WTO多边贸易体制的运转造成巨大冲击,WTO的权威遭遇严重挑战。为应对此严峻形势,WTO应采取多方位的改革,将区域经济一体化纳入WTO的有效规制之下,使之与多边贸易体制互动发展,以更有效地促进WTO多边贸易自由化功能的发挥。     

枣庄市市中区：代表建议办理到人民心坎中去

枣庄市市中区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代表们提出了属于区政府职责范围内的52件建议。这些建议选题准、立意深,调查充分,代表了群众的愿望,反映了群众的呼声,对有效应对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改善和保障民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国家安全视角下“港独”意识的流变及其应对

国家安全本质上是一种情境感知状态。香港本土意识历史流变的过程,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展示着国民安全的感知特征。而当激进本土主义走向极端化、"港独"意识抬头时,不得不系统地反思其兴起的安全因素。就香港本体安全感知而言,其经济安全、政治安全与文化安全的公众意识决定着"港独"意识的走向。而"港独"意识一旦成型蔓延,容易诱致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方面的安全风险。必须予以积极审慎的态度,重启政改议程、灵活推进国家安全立法以及以"政治引导"重塑"行政主导"的管治格局,藉此以提升香港公众安全指数,亦确保国家政治与主权安全目标的实现。     

从行政管控走向风险治理：中国风险应对体系建设的发展历程与逻辑

2019年底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让中国公众感受到了风险社会的洗礼与挑战。如何有效地建设国家风险治理体系,提升风险治理能力,从而构建一个高效能的风险应对体系,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任务。结合西方风险社会和风险治理的相关理论,本文回顾了中国风险应对体系建设先后经历的行政管控、风险管理、应急管理、应急治理和风险治理五个阶段,对每个阶段在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工具和治理理念方面的主要特征进行了归纳,并总结了这五个阶段的四大发展趋势,即治理主体从单中心走向一核多元,治理对象从单一风险走向综合风险,治理工具从简单走向丰富,治理理念从以“个案事件”为中心走向以“系统风险”为中心。同时,本文对强调市场失灵、舆论应对和利益集团的西方传统的风险应对体系建设的“三角理论”框架进行了分析,认为其不能有效解释中国的风险应对体系建设发展的逻辑,提出应当将其重构为包含党政体系的风险自主性、市场转型的风险重构以及社会群体的风险感知的“新三角理论”框架。结合我国风险应对体系的现状与问题,本文还从风险评估、风险预警、风险管理和风险沟通四个角度分析了当代中国风险治理体系所面临的挑战,提出了...     

国际环境法视角下的气候变化议题——挑战与应对

气候变化议题作为国际环境法的热点问题,经历了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的发展过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立了其在国际法上的涵义和地位,即"全人类共同关注事项"。公约后的履约谈判伴随着重重困境,发展中国家所主张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一直受到理应承担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的抨击和阻挠。在国际环境法视角下,"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人均排放权"主张不仅需要继续加强,而且公平责任原则、污染者负担原则和风险预防原则也应该持续并深入的应用到气候变化谈判中,以更好地应对发达国家提出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