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新人思想”对构建社会价值体系的借鉴意义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康有为、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思想家为了推翻旧的价值体系,建构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启蒙思想体系,奠定了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基本架构."严复的'自由'、谭嗣同的'平等'、康有为的'博爱',完整地构成了当时反封建的启蒙强音."[1]启蒙思想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人学学说,"新人"是维新派阐释启蒙思想的人学范式."新人"主要体现在价值观的"新"上.新人学说建立在确立理性权威、重新阐发人性的基础上,并以此为根据对社会价值体系进行重新考量.维新派思想家的"新人"学说,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其后漫长的历史时期,对构建社会价值体系都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孔子制宪：康有为儒学普遍主义下的立宪观

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康有为重构中国文明的自主性,力图保持儒学在政教中的普适地位。在处理儒学与立宪的关系时,康有为认为孔子作《春秋》立宪法,且与西方宪法相较,作为宪法的《春秋》在时空上具备普遍性。进而,康有为通过诠释儒学经典,以《春秋》公羊三世为普遍规范,将立宪政体融入儒学之中,以此为变法改制的步骤和方略提供理论依据。他还通过阐发儒学经典中的微言大义,寻求人人自主、自立、平等的立宪原理,对传统儒学中的君民关系、君臣关系做了创造性的现代转化。康有为贯通古今、融合中西而形成的“孔子制宪说”虽无法凝聚世人的立宪共识,但展现了传统、现代与未来之间的连续性,诠释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性,并提供了儒家立宪的一种可能性。     

统一中国 振兴中华

回顾1840年鸦片战争后百余年中国受尽列强蹂躏,从康有为等爱国志士的"戊戌变法"到毛泽东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无数先贤先烈追求振兴中华的强国梦。习近平主席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式上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梦"字承载的是13亿中国     

家国重生：三个中国人的甲午心灵图——严复、康有为与孙中山

甲午惨败的这一年,中国的热血之士都行动起来了,纷纷开出自己的救亡药方。学贯中西的严复首先从平静的书斋拍案而起,化笔为剑,用文章呐喊冲锋;康有为在北京振臂疾呼,发动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提出拒约、迁都、变法三项救国之策;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愤而向清廷公开挑战,誓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在家国罹难的艰危时刻,这三位中国人所经历的心路沧桑,无疑是中华民族劫后重生、凤凰涅槃的生动缩影。     

宋育仁:重庆工商业先驱四川报界鼻祖

正在重庆的记忆中,有这样一位异乡人应该被铭记。一百年前,在中国由古老迈向近代的关键里程上,他是维新运动的一个火炬手;而重庆,是他维新、创业的一个重要舞台。他,就是宋育仁。早期改良主义者甲午曾创惊人之举宋育仁(1857-1931),字芸子,四川富顺人。幼年不幸,5岁丧母,11岁丧父。后随伯父到     

毛泽东与胡适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斯诺访问时，曾谈道：“《撕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近代国人的"大同"诉求与新中国的曲折

近代国人慕西方机器之发达 ,悲西人贫富之悬隔。他们在社会观念上普遍认同“大同” ,并从西方各种理想主义思想中寻得知音 ,从而产生对“大同”社会的强烈向往。新中国初期近 30年的曲折历程正是国人为追求“大同”社会付出的代价。     

康有为哲学思想探析

康有为是我国近代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代表人物,是我国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家和思想家。康有为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决定了其哲学思想具有局限性。但是,康有为在进行哲学思想的创作中,把西方先进科学知识同中国具体国情结合起来,并进行改造、选择和批判的学术精神有着积极的意义。     

康有为对日俄改革史研究解析

康有为为使其变法获得观念合理性,系统地研究日俄改革史,希冀为中国找到救亡图存的范式,从而构思出了"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的改革思路。在研究过程中,康有为形成了仿洋改制与托古改制并举的创新思维。     

“合中西为新纪元”：康有为绘画观念所受外来之影响——以康有为欧洲游记为中心的考察

自维新以来，康有为就开始注意绘画和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关注绘画的实用价值。直到戊戌变法失败后作欧洲十一国之游，康有为直观感受到西方绘画和中国绘画的差异，在游记中提出要师法西画写实风格的观点。这一经验也贯穿康有为后期的绘画思想，提出以写实作为手段来改良中国画，从而“合中西为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