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中心与证据法：一点浅思

关于“审判中心与证据法的发展”这个题目,我的看法是：审判中心及其所可能引发的程序结构变迁为证据法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空间或者说新的推动力,但这其中也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
　　首先,就审判中心主义即证据法发展的空间或推动力而言,我觉得我们还处于想象之中。现在我们对审判中心主义的基本意涵和实现路径还有争议,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学界和实务部门对此尚未达成共识。一个明显的表征就是：围绕审判中心主义所进行的地方性试点改革也呈现出较大差异,尤其是涉及到一些具体的、技术性的程序规则和证据规范就更是如此。甚至包括最早推进庭审实质化试点改革的成都中院,大家都还在继续探讨而根本没有对此作普遍推广。前段时间笔者参加了一个司法改革研讨会,有领导明确表示：“怎么搞审判中心主义,推进以审判为中心,实际上各家都还有不同意见。至于怎么做,也是不成熟的。”既然在如何理解和推行审判中心主义这个逻辑前提上都有不同意见,很明显我们探讨证据法应如何发展的时机还不太成熟。所以,我认为这个题目至今仍处于发挥主观想象力这样一个阶段。就此而言,学术界和实务界仍然需要围绕何为审判中心主义,如何实现审判中心这一命题上进行深入的对话与探讨,以期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从而厘清我国证据法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逻辑起点。     

“比异”齐飞?——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认识与思考

尽管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提出的一个概念,但中美自建交以来就一直在摸索构建一种新型大国关系。学术界围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讨论多从求同视角出发,力图通过发掘两国关系中的共同因素和交集所在,推动合作潜力和空间的扩大。这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思考途径。然而另一方面,中美两国的差异性却不可低估,有些差异甚至是根本性的。突出差异并非否定两国合作的可能性,而是强调在正视和摆正差异前提下如何深化合作。因此,中美之间既要求同,也要比异。求同是为了寻找共同合作的基础,比异是为了使各自更冷静地思考自己和对方。实际上,在比异的基础上求同,也正是40多年前《中美上海公报》得以签署的智慧所在。恰当的比异,正好可以看出两国的优点和不足,进而为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尊重奠定基础。     

民刑衔接视阈下非同质化通证的法益证成与刑事归责思考

非同质化通证的实践化过程存在刑事风险外溢的可能,既有数字通证监管体系并未于法规范层面提供界定其法律性质的直接依据。民法学领域衍生的“传统权利界定方案”与“新型权利构建方案”虽各存弊端,但也都有启示价值。对此应以民刑衔接为逻辑指引,承接“权利块”结构的权利多元化、标准化安排,于缓和违法一元论立场上对非同质化通证进行刑事法益内涵的双层确立,其中载体层法益与刑法“占有”保护形成对接关系,映射层法益应结合实践化场景个别化考察。以当前国内非同质化通证的数字艺术品交易为问题聚焦,刑事归责路径应围绕个体参与行为与平台服务行为展开,前者立足于非同质化通证双层法益结构进行判断,后者置于不作为向度契合平台差异进行“内容审查义务”与“安全监管义务”的类型化构建,以此实现非同质化通证刑事归责范围的理性界定。     

心理学研究中质化与量化两种取向的对立与整合

科学心理学建立以来,心理学进入量化研究时代。量化研究为心理学带来了飞速的发展与丰硕的成果。然而,近几十年来,心理研究的质化取向日渐兴起,有关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的讨论日益引起重视。混合方法研究试图超越两者的纷争,克服单独使用某种研究方法的局限,整合两种研究取向,为复杂心理现象的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研究思路。     

论庭审实质化改革下的有效辩护制度

英美国家为当事人辩护权的实现设立了有效辩护制度。有效辩护制度需要无效辩护之诉来保障,也需要双重检验标准进行评判。在实践中,当事人提起无效辩护之诉并获支持的不多,有效辩护制度的重心并不在于提起上诉增加讼累,也不在于对失职律师进行惩戒,而是以此完善律师辩护程序、提高律师辩护责任心与辩护质量。在我国的庭审实质化改革中,辩护律师是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刑事辩护运行情况令人堪忧,当事人不能获得有效的辩护情况缺少程序性制裁与救济。借鉴英美国家有效辩护的合理因素,有助于提高辩护质量,增强庭审的诉辩对抗,推动庭审的实质化运行。     

民族工作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纲

文章以习近平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的民族工作的纲的论断为主线,依据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些阐释,结合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民族工作的论述,重点围绕习近平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相关内容谈了一些学习体会,认为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之纲,是对主线引领和贯穿作用的实践性、成效性的要求.同时就物质与精神、多元一体、审异致同、各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等辩证关系进行了讨论,指出以中国共产党为圆心的中华民族大团结同心圆昭示的范围,就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构成的界定.     

庭审实质化背景下调查人员出庭作证方法审视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真正实现庭审实质化,需要公(监)检法各司其职、协调配合,最终达到发现案件事实的目的。根据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解释第136条之规定,调查人员负有出庭作证义务。在规范法学与社科法学语义下,能够明确调查人员仅指监察调查人员。监察调查人员积极履行出庭作证义务能产生诸多实效,而实践中围绕其出庭作证身份争议颇多。为了更好地推进庭审实质化工作,应跳出对监察调查人员出庭作证时身份进行单一界定的藩篱,找寻一种无须过多考虑监察调查人员身份样态的作证方法配置,即以类似证人作证模式为主导方法,辅之以有效发挥监察调查人员出庭作证功效的身份分类实体无涉方法。     

丹那唑、罗氏内异方对实验性子宫内膜异位症大鼠血液流变性影响

目的：从血液流变学角度探讨中药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作用机制以及丹那唑不良反应的产生机制。方法：造模成功后,将大鼠分为空白组、模型组、西药组和中药组,灌胃给药1个月,然后了血,各组间进行血液流变性比较,结果：丹那唑显影响实验性大鼠模型的血液流变性,产生高粘滞状态,而中药无该不良反应。结论：丹那唑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所产生的不良反应与其对血液流变性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而中药可改善血液的高粘滞状态,中西医结合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可提高疗效,减少不良反应。     

审判中心主义视域下刑事冤错案防范机制研究

刑事错案多源于错误的事实认定,错案的防范应对事实的形成机理加以深刻的反思.侦查中心主义下,事实定格子侦查,无法实现对证据能力的审查,庭审证明形式化、证明标准虚置,辩方的主体地位及诉讼权利受到压制,冤错案的发生在所难免.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强调事实形成于庭上,审判中心主义下,重塑了审前与审判活动的关系,强化了冤错案的监督、制约机制;要求实现庭审证明的实质化,确立了冤错案的发现、救济渠道;强化控辩对等,为冤错案的防范提供了对抗性制度的支撑.以冤错案的防范、救济为指向,未来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应以证据裁判原则为核心,构建完善的刑事证据规则体系;以庭审实质化为目标,细化并落实庭审程序规则;以被告人的权利保障为重心,完善辩护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