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行为的独立性与竞合性——以行政检查行为为例

传统行政法理论中所确定的判断行政主体的行为是否为独立行政行为的四要件论值得商榷。四要件论中提到的主体资格要件、职权要件、法律效果要件以及意思表示要件并不充分,一方面需要对法律效果要件予以重新解释,另一方面应增加行为功能要件。将符合标准的行为划入独立行政行为之列时,又可能出现行政行为间的竞合现象,因此在规范行政行为和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时须全面考虑行政行为的独立性与竞合性。行政检查为分析行政行为的独立性与竞合性问题提供了较佳的切入点。上述观点正是在分析行政检查行为的基础上而形成的。     

DNA样本强制采集与隐私权保护

DNA包含决定人体生理、病理特征,甚至行为特征的全部遗传密码,DNA信息被视为人的终极身份证。随着世界许多国家相继建立和发展DNA数据库,DNA样本与隐私权保护问题备受关注。为取得打击犯罪和保护公民隐私权之间的平衡,西方国家均先立法后建库,对DNA强制采样的对象与程序、DNA样本的保留与销毁做出明确的规定,并通过不断修改立法以适应DNA数据库的发展。我国DNA数据库正在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应尽快对DNA样本强制采集的对象、程序及样本保留、销毁等问题进行立法规制,以实现打击犯罪与保护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     

重判打击“自首者”不成立

5月24日,东莞市中级人民中院对东莞理工学院厕所猥亵杀害案宣判,被告人敖翔,以强制猥亵妇女罪、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法院认为,鉴于敖翔有自首情节,归案后认罪态度良好,可对其判处死刑,不必立即执行。由于对判决结果不满,引发死者家属和网友质疑。法院回应称,如果司法机关每每下重手,对愿意接受惩罚的人是个打击。     

2012,新法走入生活

2012年1月1日起,一批涉及国计民生的法律正式施行,将给百姓生活带来深远影响,也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作用。行政强制法:厘清公权力行使边界2011年6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行政强制法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设定;法律对行政强制措施的对象、条件、种类作了规定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不得作出扩大规定;法律中未设定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     

国际法上的“使用武力”问题与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改革和完善

近20年来,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法律性质无疑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与1945年联合国初创时提出的理念渐行渐远。在国际关系中,西方国家倡导的＂人道主义干涉＂和＂为维护民主实施的干涉＂盛行,严重冲击着国际法上关于使用武力的原则规则;联合国屡次背离长期坚持的＂不偏不倚第三方＂立场,强行介入国内武装冲突,招致重大损失;有关国家集团在联合国体制内或者体制外使用武力产生了极为消极的法律后果;某些国家或者国际组织未经当事国同意实施＂强制和平＂行动,个别经济类区域组织越权对会员国采取军事行动;为配合联合国的政治行动国际刑事法院多次对在任国家元首发出逮捕令。这些做法在使国际法的制裁和强制功能得到加强的同时,也从理论和实践上试图根本颠覆传统国际法上的一系列原则规则制度。因此,我们必须用一种批判和反思的态度对待当前的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与国际社会一道对其进行改革和重构,使其在强化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功能的同时与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相契合,以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国家利益。     

浅议交通管理中的行政强制措施

《行政强制法》已于2012年1月1日起实施生效,是我国行政法治的又一个里程碑.然而,我国行政法领域法规规章数目繁多,有关行政强制措施的条文数目更是庞大,怎样协调法规规章与《行政强制法》,是以后相关法律整理的一个最要工作之一.从交通管理领域的法规规章入手,厘清交通管理领域的行政强制措施,将有关的行政强制手段分类整理,通过法律位阶的分析方法,发现不符合《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并努力提出解决方案.     

论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构建

随着精神疾病在我国已经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应当并且已经进入了司法控制的范围。本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增设＂依法不负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作为特别程序的一种,构建起了强制医疗程序的基本框架,但需要对强制医疗程序性质和必要性进行进一步的法律分析并增强程序的可操作性。     

取消行政强拆促进拆迁公正

<正>需要注意的是,一旦新拆迁条例取消行政强拆,尚需进一步强化法院行使强制拆迁权力的独立性,最大限度地维护公平公正,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据媒体报道,新的拆迁条例有望近期出台,行政强拆将被取消。据悉,新版草案经反复酝酿和多次修改     

地方性法规清理：不可少的定期“体检”

制定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市公证条例》规定了6种强制公证的情形,例如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抵押;重点建设项目和大型建设项目的招标、投标等等。然而,随着200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公证法》的实施,＂强制公证＂显然与上位法＂打架＂了。因为《公证法》明确了＂公证自愿＂的基本原则,同时又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公证的事项,有关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公证＂。与上位法的明显＂不一致＂,让《上海市公证条例》被列入了本次地方性法规清理建议废止的7件地方性法规之一。     

试论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法律平衡--关于制定《传染病隔离法》的思考

2003年春夏之际,一场始料不及的瘟疫——“非典型性肺炎”席卷了我国大江南北。通过各级政府和全社会公民的良性互动,目前疫情已经得到了阶段性的控制。回首抗击“非典”的日日夜夜,少数人借“非典”之机大发不义之财;而更多的公民则为了控制疫情积极配合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有法可依,依法办事,切实保障每一位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是法治国家政府在防治严重传染病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这场瘟疫不仅考验了科学,而且也考验着政府的应急能力及其法律是否完善。在我国缺乏《紧急状态法》的前提下,政府为了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而采取了(包括“隔离”等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在内的)一系列行政强制措施。政府行政权力的底线是尊重和保障人权,而不能随意压制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私权利。“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尽早出台《传染病隔离法》等相关法律,从立法和执法中寻求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的动态平衡未尝不是抗击“非典”给我们带来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