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强制医疗案件的审查——以检察机关公诉部门为视角

新刑诉法新增了强制医疗程序,将强制医疗以一种诉讼的形态纳入到法制轨道,有效地保障了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确保了社会安定有序。检察机关公诉部门作为强制医疗案件审查主体,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人权保护和医疗资源合理配置多元价值的平衡,为强制医疗程序的实效性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要准确理解强制医疗案件的特性,把握强制医疗案件的适用范围,发挥公诉部门诉讼监督职能,做好强制医疗案件的审查工作。     

依法治国背景下地方立法权的收放之度

法律授权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地方性立法权,在我国已经历三十年实践,但地方立法的权限和范围一直不够清晰,《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也着重提到了这个影响地方立法未来发展的关键问题。在我国,地方组织法、立法法等宪法性法律与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等行政法共同构成地方立法权的法律渊源。这些规定大致分为两类：一是限定地方立法的,如《立法法》第八条列举了十项立法保留事权,如《行政处罚法》等法律将特定种类的行政权力作为法律保留,并对地方立法规定特定行政权的幅度作了限制。二是对地方立法授权的,如《立法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地方性事务＂属于地方立法的权限范围。     

论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中存在的问 题简

2012年刑事诉讼法增设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从而解决了强制医疗程序在程序法层面立法空白的缺陷问题,但仍存在着鉴定程序的规定存在立法空白、危害性条件缺乏具体标准、程序启动主体缺少当事人、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未具体规定、合议庭的组成缺乏合理规定、法律援助仅适用审判阶段等问题.为使该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取得预期效果,必须解决上述问题.     

精神障碍患者非自愿住院医疗与强制医疗概念之厘清——与陈绍辉博士商榷

将非自愿住院医疗与强制医疗概念相混淆的现象比较普遍。非自愿住院医疗与强制医疗是两个法律性质不同的概念,他们分别规定在不同的法律文件中;强制医疗包含于非自愿住院医疗之中;非自愿住院医疗与强制医疗在送治主体、实施条件、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着重大区别。廓清非自愿住院医疗与强制医疗的概念,能更客观、严谨的研究相关问题。     

强制隔离戒毒的治理理念纠偏及创新——基于社会工作与强制隔离戒毒相融入的视角

司法行政部门的劳教戒毒向强制隔离戒毒转变的过程中,面临着多方面的瓶颈,如职能定位不清、定位转变难、管教人员与戒毒人员之间的关系紧张等。为突破强制隔离戒毒工作的发展桎梏,实现强制隔离戒毒机构的治理创新,应借鉴社会工作专业的理念与方法,开展三方面的工作:一要理顺管理与服务之间的关系,充分认识戒毒人员的主体地位;二是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不仅要加强管教人员的引导,还需加强戒毒人员的自我管理、同伴管理以及社工机构的参与;三是推进强制隔离戒毒的治理法制化工作,为保障戒毒人员的人权提供法律保障。     

商品房买卖预约合同强制履行的适用研究

对于商品房买卖预约合同强制履行的问题,理论界在争议过程中基本形成了"强制缔结本约-强制履行本约"的通说。但是该通说无法避免自身的缺陷,而且司法实务中肯定或否定商品房买卖预约合同强制履行的裁判立场并存,该争议并无真正的定论。通过选取样本,统计分析商品房买卖预约合同实务案例中体现出的违约方、违约原因、卖方和卖方的违约比例等,根据利益平衡和保护购房者一方的理念,应仅支持商品房买受人关于商品房买卖预约合同强制履行的主张,而房地产开发企业作为出卖人的情形,不支持其关于强制履行的请求。     

论行政处罚中有关行政强制的运用

行政处罚实施过程中,行政强制与行政处罚有密切的关联,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方式广泛应用于行政处罚立案、调查、执行等环节,对行政机关办理行政处罚案件发挥积极作用。行政机关实施这些行政强制应当遵守法定权限并符合法定程序,在行政处罚程序启动前、实施过程中、处罚决定作出后,及时、正确地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有效保障行政处罚的顺利进行。     

破产重整立法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的新破产法设置了重整制度,这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创新。重整涉及多方利益主体的博弈,立法应对不同主体的利益予以全面均衡考虑。本文对新破产法中规定的债务人的出资人在重整程序中的地位和权利应如何理解,对立法采纳的占有中的债务人制度即由债务人拟定重整计划并负责重整活动应如何进行监督,以及如何把握法院强制批准重整计划草案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法定条件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探讨,以望保障重整制度的顺利施行。     

论我国侦查强制到案措施体系的完善

当前公安司法实践中,我国刑事强制到案措施包括传唤、拘传、拘留、逮捕和留置盘问五种。无论立法还是实践上这些措施都存在很多问题。主要问题是没有解决好侦查需要与到案措施体系的合理供给之间的矛盾,而实践中的突出问题则是法外到案措施的滥用现象。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本着坚持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的原则,结合公安工作实际,通过立法建立一个逻辑严密、协调一致,能充分应对各类案件特点和证据条件的强制到案措施体系,使之能够适应各种具体的案件情况,满足合理的侦查需要。同时,明确规定滥用强制到案措施的法律后果,使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在选择适用各种强制到案措施时更加理性、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