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网联汽车涉交通肇事罪中生产者“过失犯”认定的困境及纾解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社会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就自动驾驶技术而言,虽然能够极大程度减少交通事故发生的频率,但依旧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同时也给法律制度带来了冲击。智能网联汽车根据级别的不同,驾驶位的驾驶者与自动驾驶系统也即真正的驾驶行为作出中枢之间的注意义务分配也有所不同,驾驶位人员可归责的空间不断缩小,自动驾驶系统背后的生产者与事故的联系更加紧密,其归责的空间不断扩大,逐渐出现在交通肇事罪的视野,但其能否以交通肇事罪进行归责、生产者的过失犯身份如何认定以及责任如何承担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分析。本文认为,客观归责理论为生产者过失犯的认定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合理运用允许的风险理论认定生产者的过失,分析其归责的前提,以此能够为解决智能网联汽车涉罪提供思考路径。     

论现代侵权损害赔偿新的二元归责体系

现代侵权损害赔偿的归责标准只能是“过错”和“危险”,而不能是“无过错”、“公平”等。“过错”和“危险”这两个归责标准,在涵义与性质、法理基础、目的与适用范围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但它们又具有统一的社会功能和指导原则,因此,两者可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新的现代侵权损害赔偿归责(标准)体系。     

我国国家赔偿归责原则的重构

我国现行国家赔偿归责原则过于单一,使得国家赔偿在实施中产生了不少问题,故而应根据我国国情及在对他国相关理论制度的分析及借鉴的基础上,对我国国家赔偿归责原则进行重构,建立一个以违法与明显不当原则为主,以无过错责任原则为辅的归责原则体系。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归责原则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颁布后,道路交通事故归责原则实现了多元化的归责体系,无过错原则、过错原则和严格责任原则紧密结合在多元化归责原则体系中发挥了各自的重要作用。以危险责任控制理论和报偿责任理论对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进行归责研究,可以平衡事故当事人之间的举证责任,进一步体现法律公正。     

共犯最小从属性说之再提倡——兼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性质

限制从属性说以正犯行为同时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与违法性作为共犯的成立前提,因而面临无法有效应对新型网络共同犯罪的危机.为解决这一危机,该说中有着眼于帮助对象必须是他人的"犯罪",主张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只是"帮助犯的量刑规则"的,也有以刑法分则条文的定罪机能为根据,提出"帮助犯正犯化"说的.但是,共犯的违法性不从属于正...     

行政处罚过错推定条款的性质、适用与完善

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增设过错推定条款,是落实宪法人权保障原则的必然要求,是顺应国内行政处罚立法趋势的必然延展,也是借鉴域外行政处罚法治文明成果的必然选择。该条款的性质应为行政处罚过错推定归责原则而非行政处罚的构成要件。对该条款的适用,应在剖析其价值取向和逻辑构造的基础上,从举证责任、证明标准、不予处罚、例外规定四个方面对其适用条件和基本要求进行探讨。针对该条款的不足,应从形成统一的行政处罚归责体系、分化行政处罚主观过错的举证责任、强化该条款的可操作性三个方面予以完善。     

试论我国刑事赔偿的违法归责原则

刑事赔偿的归责原则,为从法律价值上判断国家对刑事司法侵权造成损害应否承担法律责任提供了最根本的依据和标准,对于确定刑事赔偿责任的构成及免责条件、举证责任的负担以及承担责任的范围具有重大意义.刑事赔偿归责原则的确定,不仅体现了国家刑事赔偿的立法政策和价值取向,同时还受到本国的法律传统、民情国力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学术界、实务界对于我国刑事赔偿的归责原则问题,认识还很不一致.笔者通过立足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具体国情,分析国家赔偿法(包括刑事赔偿制度)的立法背景,并将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与当时的刑法、刑事诉讼法进行比较和分析,认为我国的刑事赔偿,无论从立法背影看,还是从国家赔偿法总则的规定和刑事赔偿的具体规定看,其所确立的惟一的归责原则是违法原则.     

论受行政处罚当事人无过错之证明——由《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2款展开

新《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2款确立了过错推定的归责模式,属于主观归责的特殊形态,是法治的进步。然而该条款中的不确定法律概念给行政机关留下了巨大的裁量空间,为了避免行政权的滥用和怠惰,需要从规范出发为执法实践提供基准。在行政判断上,要注意从当事人心理状态和客观行为两个层面考察主观过错;规范取证认证,确保证据的合法与真实;针对不同案件类型确定不同的证明标准;在判断是否具有过错时考虑相关因素;注意责任阻却事由的存在。在司法审查上,要在全面审查原则的基础上尊重行政判断,审查手段上采取“禁止恣意原则”,重点纠正明显不当的行政行为。为了充分保障当事人举证权的实现,需要根据不同的行政处罚程序进行类型化的设计,提供程序性保障。     

刑事合规激励机制的经济学分析及其实现路径

刑事合规激励机制的本质,是司法机关依法对法人犯罪予以宽大处理,鼓励企业建立适应现代企业发展要求的内部合规机制,从而防范和减少企业违法犯罪数量,消除犯罪对企业造成的负面影响,减少企业损失,增加社会利益.从法律经济学视角,刑事暂缓起诉制度实现了社会犯罪损失与预防犯罪成本最小化,促进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具有经济学上的合理性.刑事合规激励机制的实现路径主要有在实体法领域完善单位犯罪制度、在程序法领域构建暂缓起诉制度两个方面.     

精神控制致人自杀死亡的刑事规制——以PUA“教唆自杀”为例

近年来,PUA亲密关系中不法行为人利用精神控制致被害人自杀死亡的案例频发,危害严重。但我国现行法律对亲密关系中精神控制行为致人自杀死亡的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界定模糊,导致受害人的合法权利难以得到有效保护。PUA教程中"教唆自杀"的概念需要进行明确界定。根据我国涉精神控制犯罪的司法现状,结合国外"客观归责理论",可以证成精神控制行为与自杀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时,参考英美法系国家的相关立法和案例,应当适当扩张教唆的内涵,将教唆自杀单列成罪。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规制PUA中"教唆自杀"行为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