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形而上学:康德哲学体系的核心

至今为止,对康德"三大批判"之间关系的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实际上,对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可以作"道德的形而上学"与"道德形而上学"两个不同层次的理解.后者才是康德所真正关心的"未来的"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纯粹理性批判>等书是为"道德形而上学"作导论,<实践理性批判>等书是康德以"伦理学"的形式提出并论证了"道德形而上学",<实践理性批判>的"至善论"和<判断力批判>是康德所"信仰"和"目的论"的形式大致完成了"道德形而上学".康德的"三大批判"的整个哲学体系的核心是"道德形而上学".     

欧洲文化认同的建构及其对东亚一体化的启示

欧洲一体化的深化使欧洲文化认同问题日益凸显。“文化欧洲”的提出使欧洲各国面临两难。同一文化渊源,同一宗教信仰,同一价值理念,充分证明了欧洲文明的同一性。但民族国家的形成、民族文化特性的差异以及移民和东扩造成了欧洲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建构主义试图从理论上对这两难给予突破。建构主义认为,文化认同是指不同国家行为体经过国家间互动而共同构造并认同的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是一种集体知识,即共同观念。行为体可以用共同文化观念建构一种结构,也可以分解这种结构。欧洲文化认同的建构,正是基于这个理论的运用,并必然对国际体系和东亚一体化产生重大影响。     

洪谦与维也纳学派及其对形而上学的拒斥

洪谦是维也纳学派在中国的代表人物,他终生致力于阐发维也纳学派的哲学观点。维也纳学派最著名的口号是"拒斥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之所以产生,洪谦认为有复杂的认识论原因。在认识和体验之间,在归纳思维过程中,在直觉思维过程中,都存在着产生形而上学的可能性,洪谦对此作了深刻的分析。     

国际法的继承理论与两岸关系

一、国家同一性是区分国家继承与政府继承的关键继承理论是国际法的基本理论之一,区分国家继承和政府继承对于参与继承的国家和政府具有重大的法律和政治意义.从<奥本海国际法>到国内的国际法著作在阐述和界定国家继承和政府继承时,几乎一致地认为,国家领土的全部或局部变更导致国家继承的发生,革命或政变等政权的非宪法方式变更导致政府继承.但国际社会的继承实践则要复杂得多,当非此即彼的理论不能准确分析和解释复杂的实践时,理论界不是去正视理论的不足而是采取回避的"驼鸟政策",以更为简单的模式来简化理论,以至于在国际法学界流行着这样的看法--只要国家领土或增或减了,就一定是国家继承,只要政府因政变或革命而变更,就一定是政府继承.     

论陈云的经济辩证法思想及其时代意义

陈云在毕生的革命实践活动、尤其在长期领导我国财经工作中所表现出的远见卓识和杰出的领导才能,充分显示了他是具有深湛哲学素养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陈云作为新中国财经工作的奠基人和组织领导者,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辩证的工作方法,注重调查研究。他重视价值规律     

精神文明建设之学术原则论

坚持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以及中学和西学之间对立的绝对性和统一的相对性,避免用其对立的绝对性排斥统一的相对性,才能从根本上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政策落到实处,才能真正实现精神文明的重大发展。     

第四讲 康德的《法律哲学》

<正> 康德于1797年发表了《道德形而上学》。此书分上下册,上册为"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下册为"道德的形而上学原理"。1887年 W·黑斯蒂(Hastis)把上册译成英文,题名为《康德的法律哲学》。康德的法律哲学,十九世纪在欧洲有很大影响。"法的形而上学原理"被译成多种文字,就英文版而言,也有好几种译本。1965年纽约还出版了 J·拉迪(Ladd)的新译本。在德文中法(Recht)一词尚有权利和正当的含义,康德与黑格尔使用"法"时,主要     

第一哲学与伦理学——对莱布尼茨《单子论》的实践哲学解读

以前的教科书上一般都把近代的形而上学说成是以"认识论"作为第一哲学的"知性而上学",通过对莱布尼茨<单子论>的解读发现,<单子论>根本不是一部认识论的著作,而是一种典型的"实体论"形而上学.这种实体论又不是以"已成"实体来构成单纯外在物体世界或内在灵魂世界的机械论形而上学,而是以内在行动为原则赋予实体本身以内在的生命运动,从而在实体的生命运动过程中从"自然世界"开辟出一个"道德世界"的实践的形而上学.从这种实践的形而上学蕴含的伦理一政治维度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形而上学的现代性意义,同时它也处在第一哲学与伦理学之关系转变的起点上.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真正的形而上学之可能性不在其自身的实体构造上,而在伦理学中.莱布尼茨这样做了,却无能对此获得明确的意识,他的形而上学不可避免地还带有知性形而上学的独断性,因此他不得不承当旧形而上学的骂名.     

我国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实体限制规则研究

由于我国刑事再审程序未设计严格程序规则、实体规则与证据规则,刑事司法实践中刑事再审程序启动随意,加之未对“有利被追诉者再审”与“不利被追诉者再审”进行区分,刑事再审程序对被追诉人权利构成极大威胁。应区分实体法中的犯罪事实与程序法中的犯罪事实,以公诉事实的指向与裁判事实的效力为逻辑起点,以刑事诉讼法中之犯罪事实单一性、同一性为理论工具,对我国刑事再审“事实”与已裁决“事实”进行对比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我国刑事再审程序启动的实体限制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