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陶行知"社会即是学校,生活即是教育"思想所想到的

陶行知“社会即是学校,生活即是教育”的思想主要是概括了社会和生活本身的教育功能。我们在此强调社会和生活的教育功能并非是要削弱学校的教育,更不是主张“学校消亡论”;而是认为学校的教育和社会生活本身的教育不应该是对立和分隔的两部分,而应该是有机结合的相辅相成的整体。     

“综治进民企”的经济学解读

浙江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进入民营企业的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并为兄弟省、市、区所借鉴。“综治进民企”是新形势下化解社会矛盾、防范社会风险、促进社会稳定的重大举措。从理论上深刻认识综治进民企的经济学、社会学意义,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统一思想,增强共识,从而更加自觉地推进这项工作,完善“综治进民企”的长效机制。和谐企业是和谐社会的基础“综治进民企”的目的是使民营企业成为和谐企业,从而构建和谐社会的微观基础。利益和谐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关键。马克思指出,“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     

民国时期法学的“全球意义”——以三种法理知识生产为中心

民国时期某些法理知识生产具有“世界化”的特点。对这种特点进行探讨,可以深入理解民国时期法学的“全球意义”,可以深入理解这些生产和其时多元微观中国法律法学活动因素的相互关联。最为重要的是,这种探讨,以及对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联的理解,可以确立一种对近现代中国法学的新型认知模式。     

警惕经济复苏中的七大风险

1．风险重心：由微观领域向宏观领域转移 假如设定某些高度失衡国家在金融海啸形成期由于微观风险管理的问题占60％，宏观风险管理因素占40％；那么到了后危机时期，经济开始复苏，风险管理呈现“倒4／6比”现象，即微观风险管理因素占40％，宏观风险管理因素占60％，这警示当前在关注和强化微观风险管理的同时，更应该加强宏观风险管理的渗透和掌控。     

“第三者”界定的法社会学思考

"第三者"问题作为一种伦理的、社会的和法律的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因其概念的模糊性和理解上的多样性造成司法实践的的诸多不便,导致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维护,因而从法社会学的角度对"第三者"的概念进行界定,确定其内涵,对构建和谐家庭和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技术傻化的社会学阐述

傻化是操作技术的简易化，是用少的或浅显的知识去使用产品。“界面”(操作技术)是可以相对独立于“系统”(运行技术)的。技术傻化已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其原因是：(1)现代社会的知识成指数函数增长，科技产品极大丰富；(2)专业化分工日益加深，制作(生产)日益与使用(消费)相分离；(3)开发商为实现其产品大众化目标，不断使其产品的操作简易化。技术傻化在发展中国家中有其重要功能。它有助于高新技术的推广普及，产生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有助于消除现代社会中的“数字鸿沟”这一新型不平等形式；有助于丰富普通人的生活。     

深刻理解中国先进文化的内涵

文化是一个多意词。从人们日常的使用范围上看，它可以分为宏观文化、中观文化和微观文化。宏观文化是指某一个历史时期人们创造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的总和。如，夏、商文化，龙山文化，丁村文化等等。中观文化是指精神文明，即意识形态，如哲学思想，宗教信仰，政治理论，法律观念，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等等。微观文化是指学校教育，音乐美术，书法绘画，或某一具体文化，如茶文化、酒文化、陶瓷文化等等。从作用上看，还可以分为先进（进步）文化，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所谓先进文化是指能够反映客观事物发展规律，推动社会前进…     

论宪法司法化

宪法司法化是宪政的产物，宪法司法化问题可以分解为两个命题即宪法的司法适用性和违宪审查权。宪法是依法治国的基础和前提，具有最高的效力。要使宪法成为真正的“法”，就必须发挥宪法的效力，将宪法引入诉讼，并建立完善的违宪审查制度。我国现有的制度框架完全可以容纳宪法的司法化。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法院可以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据此，可尝试将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法院有审查行政机关抽象行政行为的权力，可以直接宣布违宪或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无效。如涉及法律与宪法冲突时，则可提交人大常委会请求解释。这样既与我国的宪法规定不抵触，也实际上将除法律以外的规范性文件纳入了司法审查的范围。另外，法院在审理民事、行政案件找不到其他法律作根据时，可选择地直接适用宪法规范作为裁判依据。     

婚内强奸的法社会学分析

随着婚内强奸问题在中国的日益被关注,废除强奸罪中的“丈夫豁免原则”已是势在必行。但从法社会学的角度看,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及目前中国婚姻之现状,不应将婚内强奸作过宽理解,而应限定在离婚诉讼期间。     

经典社会学的历史贡献与局限

经典社会学是西方社会学的最初形态 ,它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儿 ,用吉登斯的话来说 ,是与“现代性”(modernity)共生的现象。经典社会学的产生受到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的双重影响 ,而它的断裂及由欧洲传统向美国传统的转变 (所谓“经典社会学”向“现代社会学”的转变 )则与两次世界大战休戚相关。经典社会学不仅为一门新生的学科赢得了话语权利 ,而且为这一学科提供了延续至今的理论范式 ,对当时人类尤其是欧洲文明所遭遇的危机做出了出色的回应。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 ,经典社会学也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 :一方面 ,它的不同理论和理论家之间充满矛盾冲突 ;另一方面 ,它在论述社会变迁时又常常求助于某种单一的解释。在 1 8和 1 9世纪的科学革命影响下形成的实证主义 ,既塑造了它的基本品质 ,又在相当的程度上影响到其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