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德国立法变更退休年龄

从2012年1月1日开始,＂65岁退休制＂在德国将成为历史。2007年3月,德国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先后通过了由社民党和基民盟大联合政府提出的自2012年起将退休年龄提高到67岁的法律。根据新法律,德国将在2012至2029年,逐步将退休年龄提高到67岁。     

刑法学研究的悠闲之道——评我国台湾刑法学者林东茂教授的《刑法综览》

刑法学是一门研究恶的学问,时刻带着一副严峻、冷酷、不容亲近的面孔,神秘、精致、深不可测的内涵,难道就总是与轻松悠闲无缘,与温情幽默对立?跨入深奥的刑法学大厦,是否也有悠闲之门可借经过?我国台湾刑法学者林东茂先生在其著作——《刑法综览》的序言中指出,此书就是"让读者悠闲地通往更精奥博大的刑法之林",并希望"读者不必用沉重的心情看这书,读书地点亦可不拘,咖啡厅、草地上、卧榻之旁,行旅之中,皆无不可"。①就此,林先生似乎为莘莘学子指明了探寻刑法奥妙的一条路径。     

德国老人家庭护理休假法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德国政府提倡老人家庭护理优先政策，并建立护理保险制度为老人提供护理津贴以及其他服务。家庭护理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家庭成员可能因工作原因难以确保有足够时间看护老人。尽管可以利用护理津贴聘请护理师到家里看护，但由于德国一直以来护理人才较为缺乏，因此，很多需护理的老人难以获得护理师的服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德国建立了老人护理休假法制，确保家庭成员可获得最长2年的护理假期，且休假期间能够获得一定程度的薪水。在我国，老人护理也主要以家庭护理为主要模式，家庭成员同样面临护理时间上的难题，对此，有必要借鉴德国的经验，完善我国的养老制度，建立老人护理休假法制。     

周小平花千芳，爱国不需要理由

习近平总书记接见周小平、花千芳，不但“德国之声”“美国之音”挖苦，连一些“中国之声”也怪话连篇。有人认为他俩既无较高学历，又无渊博知识，何能何德值得最高领导人接见。方舟子更是刊发长文，逐条驳斥周小平。周小平、花千芳确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以此苛求他们，既不公平，也不客观。我们这个时代，呼唤千千万万个周小平、花千芳，用网民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爱国不需要理由”的正能量。     

淮安市淮阴区爱心文化走出去战略成果丰硕

近年来,淮阴区大力实施爱心文化走出去战略,在连续举办以母爱主题的两届海峡两岸"漂母杯"散文大赛基础上,进一步创新举措,增添爱母这一新的主题,于2014年10月在台湾举办第三届海峡两岸"漂母杯"母爱·爱母主题散文诗歌大赛和两岸名家书画展,11月在德国汉堡和荷兰鹿特丹分别举办了第六届"漂母杯"全球华文母爱·爱母主题散文诗歌大赛(欧洲地区、荷兰地区)和第六届"韩信杯"象棋国际名人赛欧洲赛区和本届冠军一对二十车轮战等7场文体交流活动,活动取     

中德警察执法之比较研究

德国警察管理严谨务实,勤俭克己,有许多独到之处。我们两国虽然国体、政体有所不同,但德方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比较研究之启示是：我国公安机关警务保障应注重节俭实用、运转高效;警务装备应与严格的规程与高素质的使用者有机结合;警务培训应注重强化养成、贴近实战;执法制度应注重严格执行、跟踪问效;执法管理应注重激励促进、监督制约。     

德国、日本成年监护改革的借鉴意义

德国以法律上的照管制度取代了旧法例之成年监护制度,日本以任意监护制度改造了旧法例之成年监护制度,都形成了以维持正常化生活和尊重自我决定权理念为指导,以尊重、保护、辅助为核心,强化公权干预的新型成年监护制度。两国的成年监护制度改革对我国成年监护制度的改革和立法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资本主义不再适合当今世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反思(之一)

资本主义病得很重,西方急着为它诊脉,却开不出良方.活不好,死不了,是它目前的状态.前景如何,还不好说. 资本主义发出了紧迫的SOS信号.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在今年达沃斯论坛期间对《德国金融时报》记者说,“人们绝对可以说,当前形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再适合当今世界.”凯雷集团常务董事戴维·鲁本斯说得更干脆,“如果我们西方不在3到4年内马上改进我们的经济模式,那么,我们中的许多人一生所经历并认为最佳形式的那种资本主义就玩完了.”     

德国职业教育法律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德国职业教育"双元制"、职业资格和职业继续教育等法律制度。对于"双元制",我国应改革现行线性发展模式,借鉴"双元制"直接贯通教育和市场的制度设计,并修改现行职业教育法。在职业资格方面,我国可以德国为师构建职业资格法律体系,并理顺运行机制。在职业继续教育方面,我国应借鉴德国多层次的职业继续教育立法,填补立法"断层",还要借鉴德国立法中的社会参与机制、质量监控机制和经费保障机制,以职业继续教育为突破口建立起终身化教育法律体系。     

论德国青少年构罪制度体系与司法规制机制

在刑法现代学派理念浸淫下,德国立法机构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步创立与发展了独立的青少年构罪制度体系。基于该体系视角,青少年犯罪被视为由教育缺陷引发的社会现象,因此"教育优先于刑罚"成为青少年构罪标准的主旨。在制度构成层面,行为构成要件、过错性标准、有责性标准组成德国青少年构罪标准三大支柱。德国法学界与实务界借鉴青少年生理学、心理学等科学研究成果,细化与解析了三大支柱的内容。在青少年构罪标准厘定罪与非罪界限的前提下,构罪司法规制机制为规制青少年犯罪行为明晰规定了独特司法机关与多元应对方式,从而为矫正与预防青少年犯罪行为提供程序性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