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与马克思的遗产——德里达之《马克思的幽灵》的异质性解读

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是专门针对西方"意识形态的终结",用解构主义方法提出马克思思想的继承问题的著作。德里达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现实指出,马克思主义没有、也不可能终结,但不会采用教条化的方式对待马克思主义。他从解构主义的方法论出发,构建了可能会存在多样性的对马克思精神的理解,这对于今天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新变化的时代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德里达的异质性解读方法中指出德里达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其目的则是借用马克思的精神为解构主义合法性寻求更为广阔的理论实验场。     

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与“可能性”——对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的解读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一书的核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命运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围绕此问题,德里达在文中表达出这样一种思想:"马克思的幽灵"作为一种活的精神,其强大生命力在于它代表着一种伟大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意义,不仅在于它的"现实性",更在于它的"可能性"。正因为这种可能性,马克思主义才不断发展。我们应以一种与时俱进的态度、一种"可能性"的视域去理解马克思主义,从而推进其不断发展。     

戴枷跳舞——论德里达的解构策略

20世纪文学批评界的一个重大事件是埃德加·爱伦·坡的一个侦探推理文本《失窃的信》成为各个学派用来阐发各自理论的道具。在这场争论中,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认同了心理分析学家拉康对于故事中所指（信的内容）和能指（信的影响）之间松散关系的界定,但不同意后者文中体现出来的逻各斯主义中心论;并试图用消解二元对立和分析文本的不可译性来颠覆这一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核心。在肯定解构主义的积极批判意义的同时也必须承认其在传统语言和文化的影响下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德里达与逻各斯中心主义

德里达对西方思想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诊断,认为西方哲学史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历史。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解读德里达的这一思想:第一,逻各斯中心主义实际上是以存在论问题为核心的形而上学;第二,海德格尔在存在论差异问题上的观点给了德里达走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契机;第三,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德里达提供了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工具。     

德里达与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的幽灵》说开去

在国际共运陷入低潮之际,德里达逆势而动,推出.《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为马克思辩护”.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进行了通透性挖掘,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就是解放和批判.历史命运是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关注,德里达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但是对马克思主义做了幽灵化解构,给出了似是而非的答案.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具有双重内涵:一是用解构主义为马克思主义辩护；二是利用马克思主义来旁证解构主义,功利联姻是这种解构的实质.德里达“为马克思辩护”并不意味着他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他仍然是一位非马克思主义者,非转向是德里达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定位.     

德里达语言哲学思想渊源简论

德里达一生中的理论创作可谓错综复杂,涉及哲学、社会学、语言学和历史文学等不同领域,是20世纪后期整个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语言观主要表现为他的书写学、"异延"符号意义理论,而精髓则是他的解构主义语言哲学观.它颠覆了以"逻各斯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为别名的西方理性主义结构主义语言哲学,从而引发了一场认识论的革命,为人们揭示出了一幅全新的世界景观.德里达从西方传统语言哲学理论开始,特别是对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和卢梭、胡塞尔等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展开批判,并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海德格尔反对在场的形而上学的传统.     

德里达之箴言的马克思主义启示

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引起了中国理论界的热烈反响.但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启示并不在于它的政治批判,而在于它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和批判方法的继承."回到马克思"是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没有替代的正确选择.     

从哲学维度看翻译实践的灵活性

从洪堡特的“可译”与“不可译”思想、奎因的“不确定性”观点、伽达默尔的“历史性解读”、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等等哲学理据可以推演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严格意义上的等值翻译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的。翻译实践能够也应该具有更大的灵活性，译者在保证原著基本要义的前提下，理应掌握更大的主动权。     

德里达对胡塞尔现象学中“发生”问题的批评

在德里达看来,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的要害不在于某种柏格森式的绵延,而是"已经"。这种时间性的意义已经被构造好了,已经被知道了。胡塞尔没有在细节上揭示"已经"之前的情形,因此他可能还没有接触到真实的"发生",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可以用"一次发生"代替后来的每次发生,代替"发生"本身。     

德里达对现代性的批判、特点及其启示

从传统哲学过渡到现代哲学之后,形成了两种形而上学——经验性形而上学与抽象本体性形而上学,这会引导人们不自觉地强调中心性而忽视边缘性。此后,西方哲学发生了两次转向,认识论的转向与语言学的转向,特别是后者促进了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形成。作为后现代主义者,德里达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证明并指明,言说失去了中心性、权威性,原来的中心性与边缘性的对立以及在场与缺席的二元对立消失了,成功地解构了言语中心主义。同时,他的思想体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某些特点。但有学者亦指出,德里达的思想从本质上说没有走出逻格斯中心主义的王国,并且其理论自身存在着难以摆脱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