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思问方式的心学

对于心学的传统理解，主要着眼于它与理学在本体概念上的差别，与此相应，理学到心学的演变，被视为心本体对于理本体的代换。本文认为理学与心学乃是作为两种不同的思问方式出现的。如果说理学是作为本体论形态的形上学出现的，那么心学的提问则着眼于形上性（本体）的观念的历史分析。由此导致心学在下述两点上与理学的差异：第一，心学与理学格物的对象分别是在心之理与在物之理；第二，心学形上性概念所具有的时间性维度是理学所没有意识到的。     

王阳明心学教育目的——致良知

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其教育思想在心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致良知是王阳明一生学问的旨归,更是其教育追求的理想。探究王阳明教育目的——致良知的教育价值与意义,以便将致良知的教育转化到当前的人文教育之中。     

论明代心学思想的纷争与歧异——以湛若水辩难王阳明心学为中心简

明代心学并非只有王阳明及阳明学派的一枝独秀，以陈献章为代表的江门学派与以湛若水为代表的甘泉学派同样是明代心学发展史上不容忽视的力量。这些不同的思想派别之间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有歧异之处。以湛若水辩难王阳明心学为例，他们虽同属心学阵营，但在心物关系、格物、良知、“勿忘勿助”等问题上却不无纷争，且难以调和。两人不同的思想倾向也影响到他们各自的后学。正是有这些不同面向的存在，才使得明代心学发展异彩纷呈。     

荆公新学与苏氏蜀学、两宋理学

荆公新学是以王安石为核心的理论学派,在北宋中期居于官学地位,对两宋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具有非常巨大的影响.苏氏蜀学与荆公新学、北宋理学可以说是同时并兴,呈三足鼎立之势.作为新学的对立面,蜀学的思想体系正是在批判新学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以二程洛学为代表的理学,很大程度上也是伴随着与荆公新学的激烈斗争而逐步得以发展和完善.当然,除了提供批判对象、助其建立学说之外,荆公新学对洛学、特别是对程颐易学的正面影响也不可忽视.南宋时期,理学逐步取代了新学的官学地位.不过,作为南宋理学之重要一派的陆九渊心学,与荆公新学却具有不少内在的关联,在思想倾向和主张上存在诸多相通、相近甚至是相似之处.     

明代心学本体论与明代学风

王守仁开启的明代心学潮流 ,对明中叶以后的学术、学风影响深远。考察明中叶以后以心学为代表的学风的演化过程 ,可以清楚地看到 ,从王守仁的“致良知”到龙溪、泰州的“无工夫可做”再到黄宗羲的“工夫所致 ,即其本体” ,这种学风的演化与心学本体论的演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的理解问题——基于孟子哲学立场的一种比较视野及其现代启示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强调道德行为者的品质特征一面.近年来,人们在反省西方近现代"规范伦理学"一些流弊时,提出要重新推介亚氏伦理学的价值.本文指出,亚氏的"德性论"与种种后起的"规范说"固然论题各异,但其中又显现着理路上的脉络贯通之处,这就是长期左右着西方伦理学研究方法的那条普遍主义形式化的认识路线.为对亚氏理论的实质有一个较准确的判断,文中以孟子的哲学立场为据,分三个层次对两种"德性"观的不同特点做了分析.进而认为,在"德性"问题上亚氏和孟子各自持有的"理论旨趣"或"实践感"值得人们深思;对亚氏伦理学及其对西方人感悟道德的方式所具的深刻影响,更有必要引发一种清醒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传统文化意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以及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这些论述灵活自如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并对其思想精华进行了创造性发挥,展现出深厚的民族文化修养。习近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把中华传统优秀的思想文化资源运用并融入党的建设中,树立了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典范。     

从宋明理学看鲁迅的立人思想

鲁迅把“立人”思想的基点放在“立心”上,强调“本心”的主观能动作用,强调非物质的道德、思想、观念等对人的塑造的巨大功用性。这些思想的文化资源出自宋明理学特别是陆王心学。厘清鲁迅的“心”学观对我们理解鲁迅大有裨益。     

冯友兰、钱穆对朱熹心性论的不同诠释及其学术冲突

冯友兰、钱穆对于朱熹心性论作了较多不同的诠释。冯友兰认为,朱熹依据理与气的关系而讲性与心的相互区别,讲“性即理”,而与“心即理”截然不同,因此把朱学界定为理学,而与陆九渊心学对立起来,同时还认为,朱熹讲“心统性情”,只是讲情“从心上发出”,性“在于心中”。与此不同,钱穆认为,朱熹讲心性,犹如其说理气,均属“一体两分”,由此进一步认为,朱熹既讲“性即理”又在工夫论的层面讲“心即理”,同时强调朱熹“心统性情”中“心”的主宰作用,因此把朱学界定为“心学”,并肯定朱熹心学对于陆九渊心学的超越。冯友兰、钱穆对于朱熹心性论的不同诠释,体现了冯友兰从差异不断推展到对立的思想方法与钱穆从差异中寻求圆融的思想方法的学术冲突。     

试论明末清初的王学修正运动

王阳明心学因立说太高妙 ,在流传之中易产生诸如轻视修养功夫、崇尚玄虚之类的弊病 ,晚明学风的衰颓与此不无关系。明末清初部分学者对此极为忧虑 ,他们由王学末流的弊病反观阳明理论的缺陷 ,并以殷切之心修正、辩难王学。这个时期的王学修正运动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王学内部的补偏救弊 ;程朱学者对王学末流蹈空凌虚学风的驳斥 ;气本论者对王学的批判 ;实学家对王学的矫正。学者们对王学的批驳、修正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 :批判“心即理”说与“现成良知”论 ;驳斥“无善无恶”说 ,重申性善论 ;反对轻视修养功夫的倾向 ,重新梳理本体与功夫的关系 ;拒斥儒学禅学化的趋势 ,力辨儒释之异 ;批判空谈心性之风 ,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研究这一思潮 ,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反思个性解放与道德理性精神、心性与事功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