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法律定位与分层治理

生成式人工智能改变了数字社会的生产架构,向既有的技术治理体系提出挑战。一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呈现“基础模型—专业模型—服务应用”的分层业态,无法在现有的“技术支持者—服务提供者—内容生产者”监管框架中找到适配的法律定位;二是其传播模式和技术指标使得原有规制工具难以适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应符合其功能业态的技术逻辑,也应基于其在数字社会生产的地位,重新认识和调整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法律定位,将模型作为新型的法律治理对象。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基础模型因可接入千行百业而具有通用性,因同时提供信息内容与机器所需合成数据而具有强大赋能性,是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应构建“基础模型—专业模型—服务应用”的分层治理体系,在不同的层次适配不同的规制思路与工具。在基础模型层以发展为导向,将其作为数字社会新型基础设施设置法律制度;在专业模型层以审慎包容为理念,进行分级分类并设置合理避风港规则;在服务应用层实施敏捷治理,建立合理容错制度。由此,我国得以从单一场景的算法治理发展为适应不同治理目标的复合型系统性治理。     

全链条治理：生态修复的理论解释与机制性路径——基于多案例的扎根理论分析

生态修复既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应有之义,也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本文基于自然资源部发布的18个典型案例,运用扎根理论进行多级编码与模型构建,试为我国生态修复提供一个整体性的理论解释,借以解码生态修复的“中国故事”。结果显示：我国生态修复是一个生命有机体的全链条治理模式,由“制度-行动者网络”“技术-嵌入性动机”“组织-注意力配置”“体制-常态化督察”四个范畴构成,其中“制度-行动者网络”意指谁来修复,“技术-嵌入性动机”与“组织-注意力配置”表征如何修复,“体制-常态化督察”意指修复监督。中国式生态修复成功的机制性路径主要包括以心灵契约订立初心使命,以合作治理维系常态格局,以因时就势形塑立体过程和以任务桥接扩展治理效能。     

从“变量中心”到“个体中心”：潜变量混合模型基本原理及其应用

传统以变量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假设样本同质,在这一假设不成立时,使用以个体为中心的研究方法显得尤为重要。潜变量混合模型是一类典型的以个体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在探索群体异质性方面展现出独特的优势。以潜在类别模型、潜在剖面模型、潜类别增长模型和增长混合模型为例,介绍常见潜变量混合模型的基本原理及分析步骤。随后,通过实例展现了潜变量混合模型在数据处理中的应用。最后,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数字普惠金融、科技投入与农业发展

文章基于我国2011—2020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并验证农业科技投入是否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业发展过程中存在中介效应。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农业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发展之间具有双门槛效应,当农业发展水平跨越其门槛值之后,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效应加强;科技投入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中介效应,且我国中西部地区科技投入的中介效应明显强于东部地区。基于此,要加快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程,完善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农业发展的功能,让乡村共享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成果。     

农户绿色生产驱动机制构建研究——基于TAM-SLA理论框架

在资源约束趋紧、环境问题突出、碳减排压力明显、粮食安全遭受威胁等背景下,促进农户绿色生产是推动农业生产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对河南省产粮大县农户的调研发现,由于绿色生产生计资本匮乏、规制政策不完善导致农户绿色生产意愿与行为出现背离现象,绿色生产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不高。结合技术接受模型（TAM）和可持续生计理论框架（SLA）,剖析了生计资本、政府规制、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农户绿色生产生计策略转型和生计结果之间的互动关系,构建了农户绿色生产长效驱动机制,并结合国际经验提出促进农户绿色生产的本土化规制政策。     

基层公务员技术增负感的生成机制研究——基于技术与组织互构理论

信息技术在基层治理应用中展现出了减负提效与增负加压的“两幅面孔”。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基层技术治理衍生的增负效应值得关注。为探究基层公务员技术增负感的生成机制,本研究以技术与组织互构论为视角,从行动者、技术和组织三个层面提出技术接受度、个体信息技术能力、技术应用失当、体制性压力四个影响因素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假设。通过对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1051名乡镇级公务员的问卷调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得出结论：技术接受度、个体信息技术能力对技术增负感生成具有负向直接影响,技术应用失当和体制性压力具有正向直接影响,体制性压力与技术接受度通过技术应用失当和个体信息技术能力还发挥着间接影响。基于此,本研究提出“技术-行动者-组织”互动机制及技术增负感三阶段生成模型,其理论价值在于增进对行动者在互构过程中作用及角色认识,其实践启示在于发现技术嵌入、个体增能、应用适度和制度重塑四条纠偏路径。     

厘清“三驾马车”贡献 推进中国经济稳健发展

“三驾马车”各自对中国经济增长有着不同的拉动能力和实际效果,支出法对其难以准确核算。基于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测算分析2002年以来国内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出口这三大需求因素对中国不同时期GDP形成的拉动、对经济增长带来的效果与特征,可厘清“三驾马车”对入世以来中国经济的实际贡献。研究表明,长期以来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尤其是国内最终消费,已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的实际贡献在2008年以来稳步增强、保持领先,而投资和出口对中国第二产业的发展发挥着关键的支撑作用。扩大内需仍是中国经济未来中长期发展的重中之重,中国经济的稳健发展需要充分发挥消费对服务业、投资对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强大拉动力,需要注重在扩大消费和扩大投资的结合点上发力,同时,还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以稳定出口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塑造国家安全态势研究:基于模型的阐释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国家安全作为专章进行部署,并在五个统筹中进一步突出了“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重要地位。按照构建“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和“新安全格局”的要求,塑造国家安全态势强调全主体应对、全领域治理、全过程协同,其运转模型可以建构为“规划制定—机制融合—动态管理—完善规划”的闭环结构及国家安全与国家治理体系机制深度融合的“嵌入”结构,具有前置化统筹、规范化嵌入、动态化监测、基础化调节四个特性。尽管这一模型理论层面上具有优势,但应用层面却因现有体制局限极易陷入实践困境,须立足于落实国家安全责任制、优化考评体系、完善多元共治、加强人才培育等方面综合施策,消解其应用层面的实践困境。     

论法律解释体系的“模型化”构建

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目标和过程体现在,通过一种解释体系的构建,实现对社会历史现实中主体形态以及主体行为运行目标和规则抽象性表达。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化,上述过程最终走向模型化发展趋势。具体到法律科学研究过程中,则直接体现在理论建模和数据分析相结合的实证分析方法的技术化路径的实现与应用,即从模型构建的角度看,在法律体系运行的分析意义在于对于一个实际对象的运行过程的分析和模拟之所以能够实现,关键在于如何发现既能准确表征又能有效模拟该系统演化规律的算法体系。实践中如何在模型数据的分析过程中,能够实现有效的运算方法体系建构与分析,从而达到以数据化体系模拟实际对象运行的目的,成为法律解释体系的“模型化”研究的关键环节。     

政民互动对政务服务政策创新的影响——基于行为公共管理学视角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务院连续10年召开会议,对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进行决策部署,强调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是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其内容蕴含了丰富的行为公共管理学思想。由于政府服务供给的行为过程与公民需求体验之间具有双向选择、动态反馈的动力机制,在复杂的互动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公民体验不佳、政策创新受阻的问题。本文主要从行为公共管理学的视角,分析政务服务“政民互动”特定情境中由于认知偏差、压力辐射、政策评价等行为因素导致的政务服务创新效果低于预期问题,最后构建强化以需求为导向的服务理念、创新流程再造高效的服务形态、加强监督和考评的合法化机制三个方面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政策创新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