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侦案件变更逮捕措施报告制度的规范

修改后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第337条第2款规定:下级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下级院)在发现不应当逮捕的时候,应当立即释放犯罪嫌疑人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并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上级院)报告。该条规定在立法上对上级院监督下级院捕后变更强制措施的程序上进行了修改,取消了下级院释放或者变更逮捕措施应报请上级院同意的规定,修改为下级院在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后     

刍议检察机关羁押必要性审查职能设置

正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是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增设的新内容,根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应当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这一制度设置对完善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尊重和保障人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作为肩负刑事案件的全部诉讼过程监督职能的检察机关,因其内设部门间的分工不同,决定了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涉及其多个内设部     

司法审查之“变更权”制度探讨

司法变更权是法院对行政机关具有裁量性的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后,认为该行政行为欠缺应有的合理性、正当性,基于合理公正的原则给予变更行政行为内容的权力。从行政权与司法权制衡的宪政角度,行政权必须服从司法审查,法院或法官运用其知识和经验来审查判断行政行为合法正当性。但是,基于行政管理性质、行政效率和技术条件之考量,司法审查一般遵守有限原则并尊重行政行为。行政机关据以作出行政行为的各种法律规范存有滞后性和周延性,以及行政权恣意滥用的潜在自由裁量,使得司法审查的强度被广泛期待。本文拟通过比较法考察,结合实务中发现的问题,通过对司法变更权扩权因素的考量,探求在司法权与行政权行使的交叉领域拓展司法审查权是现实的路径选择。     

委托房产中介出租房屋 图省心切莫忽视风险

正近年来,受房屋价格、政策因素和供求关系的多重影响,全国大中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的房屋租赁市场持续升温。在租赁形式上,越来越多的房主与房产中介选择委托出租的方式,双方签订《房屋租赁委托代理合同》,由房主将房屋委托房产中介代理出租。房主将房屋交给专业的中介机构代为管理出租事宜,定期由中介机构划转代收的房屋租金,房主免却了联络、洽商、签约、收租等一系列繁杂事务工作,十分省心。然而,便利的外表下,也暗藏诸多风险,如果事先疏于防范,房主们往往在利益受     

论单方变更格式条款的公平规制

现代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格式条款在市场交易中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单方变更格式条款更是赋予了经营者单方变更合同条款的权利,为了平衡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权益,应公平规制单方变更格式条款的程序性条件和实质性要素。     

受贿罪中几种特殊情况的认定和处理

受贿罪在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出现了许多新的变种,这些新的变种的受贿罪在司法认定中存在着诸多争议和疑难之处,本文以受贿罪中常见的三种特殊情况为研究对象,对如何认定和处理这些特殊情况进行了分析和梳理。     

我国上诉不加刑原则的缺陷与完善

上诉不加刑原则是我国刑事二审程序中的特殊原则,对保护被告人依法行使上诉权、促进检察机关和法院有效履行职责具有积极意义。但该原则在立法上存在缺陷,实践中可能导致对被告人的曲线加刑。故需要采取措施完善该原则,使其得到全面、真正的落实。     

合同期内可要求变更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吗?

正高朗是一家电器公司的钳工,已在该公司连续工作了11年。2013年底,劳动合同到期后,公司与他续签了3年期的劳动合同。不久前,高朗听说像他这种情况,公司应当与他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遂向公司提出要求变更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公司认为既然已经续签了3年期的劳动合同并已经履行,双方都必须遵守,因而不同意变更。     

减价实现方式的重思与重构

围绕减价,我国主流解释论认为可由受损害方通过单方意思表示来实现,这主要源自德国法的形成权说,忽视了我国实在法体系与德国法体系的重要差异。在我国,一方面,买卖合同领域的损害赔偿奉行无过错原则,减价难觅特殊的制度功能;另一方面,由于并非奠定在解除权行使条件的基础上,减价权作为形成权来构造也缺少了关键性条件。因此,形成权说不仅逻辑欠妥,而且易使当事人之间利益失衡。在解释论上,应重视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形成和司法机关的介入作用,宜将买受人主张减价的权利打造为变更合同的请求权。     

夫妻问赠与的若干法律问题

夫妻间赠与在性质上应当被界定为以婚姻为基础的赠与,其不同于一般赠与,也有别于夫妻财产制约定。合同法关于一般赠与的规则不能完全适用于此类赠与。夫妻间的赠与合同原则上应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但在婚姻未能缔结或离婚的情形,则无论赠与合同是否履行,均应允许赠与人依情事变更规则主张变更或撤销赠与。法官应在综合考虑当事人婚姻持续时间、受赠人对婚姻的付出、赠与财产的价值以及双方收入等因素的情况下,作出妥当判决。